抓牢机遇 克服短板 我国国际能源合作发展向好

——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电力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专家宋东升

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是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不断提升全球能源治理水平、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国深度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国际能源事务话语权逐步增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新建能源合作机制40余项，签署能源合作文件100多份，成为推动全球能源合作的中坚力量。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稳慎推进在建境外煤电项目，并明确指出，到2030年，境外项目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更加完善，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为何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如何加强绿色能源合作，国际合作又存在哪些风险？就上述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电力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专家宋东升。

《中国电业与能源》：

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国际能源合作的基本情况。

宋东升：我国是全球能源消费第一大国，2021年能源消费总量估计为52.3亿吨标准煤，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的41亿吨标准煤。我国能源特点是富煤、缺油、少气，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资源禀赋、能源安全、拉动出口、“一带一路”、大国责任和民族复兴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我国国际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为81122亿千瓦时，约占全球发电量30%，大致是排名第二的美国发电量的两倍。我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装备和建设运营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2021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为1.34亿千瓦，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2.57亿千瓦的50%。国际电力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最重要组成部分，ENR国际承包商250强的9个行业中，中国企业表现最好的是电力行业，说明我国国际电力合作走在了其他行业的前面。2020年ENR国际承包商电力10强中有5家中国公司，分别是中国电建（第1）、中国能建（第3）、国机集团（第5）、上海电气（第6）和中原公司（第7）。中国企业海外电力投资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三峡集团海外装机容量逾1600万千瓦（2021年底），中广核1325.22万千瓦（2021年底），中国华能超过900万千瓦（2020年底），国家电投800万千瓦，中国电建639万千瓦（2020年底），国家电网投资运营9个国家和地区骨干电网等。2021年我国光伏组件出口8880万千瓦，水电机组出口181.2万千瓦，风电机组出口100.9万千瓦，火电机组出口633.5万千瓦。中国企业为全球电力供应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电力国际合作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我国在电力领域有很强的产业链优势，但没有形成产业链竞争优势。二是海外电力投资逐步从绿地开发转向以并购为主，并购的问题是走出去的仅仅是中国资金，中国“成分”却出口很少，对中国经济缺少拉动作用。三是中企涉足海外新型电力系统还很少，如智能电网、微网和孤网等新型电力系统等方面。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八次中非部长级会议主旨发言中要求中方积极参与非洲新能源建设，由于风险理论和风控措施存在的问题，面对非洲巨大的需求和很短的窗口期，我们仍存在踌躇不前等问题。 

《中国电业与能源》：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加强绿色能源合作。请您具体谈一谈如何实施？

宋东升：我想站在企业的角度，谈谈个人认识。第一，绿色、低碳、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国企业必须认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不能把绿色发展当成宣传的噱头，而应该把绿色发展变成企业观念、意识、战略和行动。第二，绿色发展对中企是重大挑战。“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行业，如交通、建筑、能源电力等行业都是排放大户，也是减排重点行业，减排、工厂化、数字化和电气化将改变和颠覆这些行业。我们今天的核心竞争力，也许就是明天的负担，如果因循守旧、路径依赖，将会被时代抛弃。第三，绿色发展是中企的重大机遇。正是减排、工厂化、数字化和电气化改变和颠覆这些行业，给中企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中国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这使我国减排技术有机会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我国也是数字化大国，更是新能源大国，这些让我国在工业革命中第一次和西方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必须抓住这个机遇，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民族复兴的机遇，也是再造“一带一路”建设辉煌的机遇。在当前金融机构和企业更加务实的发展环境下，建议政府能出台一些具体的措施，如金融支持政策等。 

《中国电业与能源》：

我国提出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稳慎推进在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宋东升：国家对外承诺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显然是为了加强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能源革命，实现巴黎协议目标。同时，我国的承诺彰显了持续开放的决心，彰显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彰显了我们的大国责任，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力行业排放占全球碳排放量的近40%，弃煤是能源革命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的自救行为。虽然电力领域弃煤不能一蹴而就，但这个目标是不会改变的，巴黎协议和各国承诺的碳中和目标总是要实现的。我国在燃煤电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不少人对煤电还充满期待。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在煤电方面的优势很大程度是外界弃煤造成的，在考虑我国煤炭优势的同时还应考虑我们缺油少气的现实，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能源革命对中华民族复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不能由于部分人的“恋煤”情结，让我们与机遇擦肩而过。关于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大家有一些困惑：一是“全面停止新建”包括EPC吗？外国融资，中企供货或建设可以吗？燃煤电站升级改造和工业园区的自备燃煤电站属于“新建”煤电吗？二是按照“促进煤电等项目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如果新建煤电项目包括碳捕捉技术（CCU），中方能参与融资和建设吗？建议有关部门进行澄清。 

《中国电业与能源》：

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对能源国际合作会产生何种影响，我国应如何应对？

宋东升：逆全球化、疫情和俄乌冲突显然将重挫全球经济、全球合作并重塑世界格局，对于我国的国际能源合作肯定也会有负面影响。我们该怎么办？可以选择关闭国门吗？我国完整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也许可以让我们活得比别人更好一些。但是我们有许多短板，比如对外依存度超过70%的石油和超过80%的氦铬锆钴镍等重要矿产，还有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决定了我们不能关闭国门。我们还有中国梦，“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写进了党章。第二个百年目标是要实现民族复兴，所以我们不能关闭国门，具体到国际能源合作更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为只有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才能获得我国必需的油气，才能出口我国具有明显优势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装备和建设运营，才能把“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电力领域合作走向深入。我认为，逆全球化、疫情和俄乌冲突既是危机，更是机遇。逆全球化将以区域化的方式再生，能源和能源建设既是经济复苏的基础又是助推器，所有的国家都将更欢迎外国资金，能源革命和我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优势给我国电力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我们应该更加有信心，但我们需要创新合作模式和商业模式，放弃经验主义，坚持需求导向，加强本土化建设，用先进的技术和别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同时，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理论、符合实际的风控措施和“一带一路”建设投融资新体系。 

《中国电业与能源》：

海外项目环境风险具体是哪几方面，防控应从何入手？

宋东升：狭义的海外项目环境风险包括由项目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退化、森林面积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碳和污染物排放、土地和水污染等。至于如何防控，《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的核心内容就是告诉企业该怎么做，而且非常详细。这里我补充两点，一是企业需要提高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认识和意识，我们过去的防范环境风险的做法往往是以完成当地批准为目标，这是一种被动的、带有应付性质的做法，我们需要更加主动、注重实效，全过程环境保护、规避环境风险。二是我们应该在海外项目环境保护中引入国际标准，比如“赤道原则”，也应加强ESG建设。在关注自然环境之外，还要关注人文环境，海外项目由人文环境问题导致的项目失败并不在少数。 

《中国电业与能源》：

在“双碳”目标下，国际能源合作又有哪些新的可能性？

宋东升：能源行业是碳排放最大的行业，实现能源领域的碳中和是实现巴黎协议目标的关键。能源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整体的自救行为，其本质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由于几乎所有可再生能源都要转化为电力方可作为能源使用，电力革命成为了能源革命的中心。新能源的波动性、间歇性和不可预见性导致了必须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力系统正在重塑电力行业，正在革整个电力行业的命。正如互联网改变人类生活和商业方式一样，新型电力系统在“革命”的同时，也给我们创造了无限的机遇。正是以电力革命为中心的能源革命，让中国在工业革命中第一次和西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多个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有人说西班牙称霸世界靠的是风帆，英国靠的是蒸汽机，美国靠的是内燃机，中华民族复兴将靠新能源。我们不去评价它的正确与否，但电力革命的确给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要抓住上述机遇，我们应高度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技术领先。技术领先是下一步能源合作的关键，技术可以突破许多门槛和壁垒。新型电力系统尚不清晰，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中国有最大的电力行业，有最大的排放压力，有人数最多的科研人员，有最好的政府经费支持，我们没有理由不走在新型电力系统研究的前列。二是将产业链能力变成产业链竞争优势。我们有最好的产业链优势，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把产业链优势变成产业链竞争优势的时候。三是新型电力系统不应该仅仅盯住风光发电，配网改造、分布式和智能电网、虚拟电厂和孤网、源网荷储各个环节都有巨大的潜力。我们也不要老盯住欧洲，欧洲电力合作只能是并购，并购走出去的仅仅是中国资金，拉动不了中国“成分”的出口。我们也不要老盯着中东，我们在中东电力投资上没有竞争力。非洲有6亿人口还用不上电，而非洲自有电起始就有用电缴费的习惯，只要项目好、模式好，中国电力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