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启动ICSID附加设施仲裁，深挖上昆嵩水电站争端始末，剖析东南亚投资条约仲裁风险、难点与实操解决方案

一、案件基本事实：完整梳理项目背景与争端缘起

国际法律媒体2026年7月刊发报道，披露ICSID Case No. ARB(AF)/22/7案件最新程序进展，引发国际仲裁圈广泛关注。

- 申请人：中国电建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铁建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

- 被申请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 仲裁程序：ICSID附加设施仲裁规则（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 Rules）

- 法律依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2009《中国—东盟投资协议》）

项目完整背景补充

本案争端对应的标的项目为越南上昆嵩水电站（Thuong Kon Tum Hydropower Project），项目坐落于越南中部昆嵩省（Kon Tum）公伯陇县Dak Nghe河，属于越南西山河流域梯级开发重点水电基建项目，规划装机容量220MW，设计年均发电量约10.94亿千瓦时。

1.项目启动时间

2009年，越南本土业主Vinh Son-Song Hinh水电股份公司启动项目开发；2010年，业主与中国电建华东院、中铁十八局组成的中方联营体签署工程承包合同，由中方联合体承担项目设计、引水隧道、地下厂房等核心主体工程施工，项目于2011年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核心工程包含总长17公里引水隧洞，也是当时中国建筑企业在越南首个大规模应用TBM隧道掘进技术的海外工程。

2.项目履约进程与矛盾爆发

项目施工周期内，双方持续就工程进度、工程价款、现场变更、支付义务产生分歧。中方联合体主张业主长期拖欠工程进度款；业主则反诉中方工期延误。

2014年，中方联营体率先向越南国际仲裁中心（VIAC）提起商事仲裁；2019年4月，VIAC作出裁决，判令越南业主向中方联合体支付工程欠款及赔偿金。

然而裁决生效后，越南业主向河内上诉法院申请撤销裁决，2019年11月河内法院裁定撤销这份商事仲裁裁决。商事裁决被当地法院撤销后，中方企业通过越南国内司法途径追索债权的路径基本受阻。

3.东道国行政监管行为引发投资条约争端（核心争议事实）

中方投资者主张：自项目纠纷发生后，越南相关省级行政机关、能源主管部门持续实施一系列行政监管措施，持续干扰项目后续清算、资产处置、债权实现。

中方提出，越南行政机关通过项目审批管控、工程备案限制、对项目资产处置设置行政障碍等公权力行为，实质性阻碍中方依据承包合同与VIAC裁决实现合法债权。中方认为，该系列持续性监管干预行为，已经超出正常国内监管权限范围，构成《中国—东盟投资协议》项下违反公平公正待遇（FET）、间接征收等条约义务。

在越南国内商事救济途径失效、协商谈判长期无果后，两家中国国有企业作为联合投资者，正式转向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机制。

4.仲裁程序关键时间线

- 2022年11月29日：ICSID秘书处登记仲裁申请，本案正式启动；

- 2023年4月26日：仲裁庭正式组建；

- 2025年：仲裁庭主席发生更替，程序延期；

- 2026年7月6日：双方完成费用相关书面陈述提交；

- 当前案件状态：实体审理推进过程中，尚未作出最终裁决。

本案尤为特殊：先经历本地商事仲裁、裁决被东道国法院撤销，继而启动投资条约仲裁，属于非常典型的“商事救济穷尽后启用ISDS”的中资维权样本。

二、本案折射：东南亚基建投资ISDS仲裁核心争议难点

结合ICSID公开案卷以及国际法律媒体对东南亚同类案件的长期分析，中资投资者在东盟区域提起投资仲裁普遍面临以下共性法律障碍：

1. 管辖权门槛争议：国企是否属于“适格投资者”

东道国极易提出核心抗辩：国有企业能否作为《中国—东盟投资协议》项下合格投资者。越南大概率会主张，国企承担公共职能，不属于条约保护的私人投资者，挑战仲裁庭管辖权。这也是近年亚洲区域ISDS案件最高发的前置争议。

2. 区分合同违约与东道国条约义务违反

中资企业常混淆两条救济路径：

单纯项目业主商业欠款、履约违约，属于商事仲裁（合同之诉）；

政府出台政策、审批停滞、许可调整、司法与行政干预等公权力行为，才有可能构成违反投资条约，触发ISDS仲裁。

本案最关键的法律焦点：区分“私营业主合同不履行”与“越南国家公权力干预行为”，如何切割诉由、避免被仲裁庭认定为纯粹商业纠纷而排除条约管辖权，是本案核心攻防焦点。

3. 间接征收、公平公正待遇（FET）举证难度极高

想要胜诉，中方需要完整证据链证明：东道国一系列监管措施叠加，实质性剥夺投资经济价值、违反公平公正待遇标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普遍援引“国家监管权”作为抗辩，当前国际仲裁庭对于间接征收认定标准日趋审慎。

4. 裁决后续执行压力不容忽视

即便最终取得胜诉裁决，后续依托《华盛顿公约》查找越南可供执行主权资产难度极大；主权国家拥有多样化程序异议手段，胜诉裁决不等于顺利回款。

5. 联合体共同起诉的程序协调难题

本案由两家国企共同作为申请人。联合体模式出海投资优势明显，但在仲裁阶段极易出现诉求分歧、证据标准不统一、费用分担、授权机制等内部问题，直接拖累仲裁推进节奏。

三、实务解决方案：事前防控、争端应对、裁决执行全路径

结合本案参考意义，针对布局东南亚基建、能源项目的中资国企与涉外律师，分层搭建可落地风险应对方案。

（一）项目投资前期：做好顶层架构，筑牢ISDS救济基础

1.投资架构前置规划

评估条约保护路径，合理搭建投资载体，厘清国有企业投资者适格性相关事实；避免因架构瑕疵直接丧失提起投资仲裁的资格。

2.同步设计双层争议解决机制

投资协议+EPC合同分开设置救济：商事争议优先约定SIAC/HKIAC商事仲裁，谨慎选择东道国本地仲裁机构（本案VIAC裁决被河内法院撤销即是深刻教训）；同时提前识别东道国行政干预风险，预留启动投资条约仲裁的评估通道，区分两套程序边界，防止程序冲突。

3.建立常态化证据留存体系

重点归档东道国各类官方通知、审批往来、政策文件、行政函件、司法文书。一旦出现行政干预苗头，系统性固定证据，满足ISDS仲裁高标准证据要求。

（二）争议显现阶段：路径评估与仲裁策略选择

1.先行开展法律可行性评估

委托熟悉东盟投资条约、ICSID判例的跨境律师，评估：管辖权成立可能性、是否构成FET违反/间接征收、预估索赔范围、预判东道国典型抗辩思路。

2.审慎选择“商事仲裁”还是“ISDS投资仲裁”，有序规划救济顺位

参考本案教训：若选择东道国本地商事仲裁，需要充分预判当地法院撤销裁决风险；当商事裁决存在被撤销、无法执行风险时，应当提前评估投资条约仲裁作为后手救济路径，设计递进式维权方案，避免诉求混同。

3.组建跨境一体化律师团队

建议采用“中国涉外仲裁律师+东道国本地公法律师+国际投资仲裁出庭律师”组合；提前研究目标东道国过往ISDS案件抗辩策略，针对性组织专家意见、事实证人。

（三）仲裁程序推进与裁决生效之后

1.仲裁全程保持和解通道

东南亚ISDS案件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巨大，在仲裁各个阶段均可评估和解方案，争取具备强制执行力的合意裁决。

2.裁决作出前同步开展资产摸排

梳理被诉主权国家境外资产分布，提前规划后续跨境执行方案；预判东道国提起撤销裁决程序的可能性，提前准备应对撤裁抗辩。

3.区分ICSID裁决与普通商事仲裁裁决执行规则

ICSID裁决依据《华盛顿公约》执行，和《纽约公约》体系规则不同，执行路径、例外事由存在显著差异，不可直接套用商事仲裁执行经验。

四、行业启示

本案是中资联合体国企依托《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在本地商事仲裁救济失败后，挑战东南亚东道国行政与司法干预行为的标志性样本。

长期以来，很多出海基建企业只重视商务合同谈判，仅布局商事争议解决条款，忽视投资条约赋予的投资者保护权利，也低估东南亚东道国法院撤销本地仲裁裁决的风险。本案清晰展现一条风险链条：工程欠款纠纷→东道国商事仲裁→裁决被本国法院撤销→投资者丧失国内救济→被迫启动耗时极长的ISDS仲裁。

当商业伙伴违约叠加东道国司法、行政干预时，单一商事仲裁救济往往不足以覆盖全部损失。对于涉外法务、国际仲裁律师而言，应当建立“商事仲裁+投资条约仲裁”双轨思维，在项目尽调阶段就评估ISDS救济可能性，把投资法律风险防控前移。

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持续深化，未来将会出现更多同类案件。本公众号持续跟进本案后续庭审与裁决走向，相关判例将直接影响后续大量中资东南亚投资项目的维权策略，值得持续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