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

在当时看，巴西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

圣保罗已经形成庞大的工业区，大众、福特、通用、奔驰等汽车企业在当地设厂。

巴西拥有钢铁、石化、电力、矿业和航空工业，首都巴西利亚也已建成。高速公路连接起主要城市，大量人口进入城市生活。

△1970年的圣保罗保利斯塔大道

中国当时也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但城乡居民收入仍然很低，消费品供应有限，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当年汇率计算，1978年巴西人均GDP约为1733美元，中国约为157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11倍。

城市化差距更加直观。

• 巴西地理统计局的历史普查显示，巴西城市化率在1970年已达到55.9%，1980年升至67.6%。

•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只有17.92%。
  

改革开放之初，巴西已经是城市社会，中国仍有8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今天的中国读者容易把巴西看做资源和农业大国。

若把时间拨回半个世纪，巴西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代表，国际舆论甚至认为它即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巴西为什么比中国更早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农业大国又分别选择了怎样的发展道路？

答案要从咖啡讲起。

01

咖啡塑造的巴西与农业支撑的中国

20世纪初，巴西经济的核心是咖啡。

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州拥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又靠近桑托斯港。

19世纪后期，铁路从咖啡产区延伸到港口，大量欧洲和日本移民进入种植园，咖啡生产迅速扩张，到20世纪20年代，巴西咖啡出口量约占全球的六成。

△约1902年，巴西圣保罗州的一处咖啡庄园

咖啡为巴西带来了外汇、铁路、港口和商业资本，也造就了一批掌握土地、金融和地方政治的庄园主。

旧共和国时期，圣保罗的咖啡精英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农业精英长期影响国家政治。

这种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特点：巴西向欧美市场出售咖啡，再用出口收入购买机器、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

只要咖啡需求稳定，这套体系便能持续运转。

圣保罗的城市和工业也在咖啡贸易中成长。出口商、银行和铁路积累的资本开始进入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

咖啡经济因此带有双重作用，它让巴西依赖初级产品，也为早期工业提供了资金、劳动力和国内市场。

同时期的中国也是农业国，但两国面对的条件差异很大。

1920年，巴西人口约3060万，中国人口超过4亿。

先看市场。

巴西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出口经济，可以通过沿海港口直接与欧美市场往来。

中国虽有上海、天津、武汉等工商业中心，现代工业仍集中在少数城市。广大内地以小农经济为主，交通基础薄弱；军阀混战与政权分裂，也增加了整合全国市场的难度。

再看农村。

巴西的土地集中度很高，以面向出口的大庄园为主。

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分散农户，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复杂，各地差异也很大。

两种农业结构对工业化形成了不同影响。

巴西的早期工业化依托出口收入和城市消费市场。中国的工业化首先需要统一市场、恢复秩序，并从低收入农业社会中筹集建设资源。

因此，两国虽然都被称为农业大国，起点并不相同。

02

1929年

咖啡经济遭遇断裂

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欧美居民收入下降，咖啡需求减少，国际价格迅速下跌。

经济史研究显示，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世界咖啡价格下跌约45%。

1929年至1932年，巴西国民生产总值累计下降约22%。巴西出口额也从1929年的4.17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1.08亿美元。

巴西政府此前一直通过收购和储存咖啡维持价格。

危机到来后，库存不断增加，财政承受巨大压力，政府后来销毁了大量咖啡，以减少市场供应。

△20世纪30年代，巴西销毁过剩咖啡

经济危机很快转化为政治危机。

1930年，热图利奥·瓦加斯在政治冲突中上台，延续数十年的旧共和国秩序结束。中央政府开始削弱地方寡头的权力，国家经济政策逐步转向工业化。

大萧条还带来一个直接结果：巴西出口收入锐减，进口能力同步下降。

欧洲和美国生产的机器、纺织品及消费品变得昂贵，许多商品无法正常进入巴西市场。国内企业由此得到扩张空间。

这套发展方式后来被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它的逻辑很容易理解：

过去从国外购买的商品，改由本国工厂生产。政府通过关税、外汇管制、贷款和公共投资保护国内企业，再逐步建立钢铁、能源和机械工业。

数据显示，进口工业品占巴西工业品供给的比例，从1928年的约45%降至1939年的不足20%，本国生产正在快速取代进口。

03

中国抗战时期，巴西开始建设工业国家

瓦加斯于1930年至1945年执政，1951年又通过选举重返总统职位。他领导下的巴西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力，建立劳动法规，推动国家投资钢铁、矿业、能源和基础设施。

1943年，巴西颁布《劳动法汇编》，对工作时间、带薪休假、最低工资和工会制度作出系统规定。

劳动者获得制度保护，工会也受到国家管理。瓦加斯希望把迅速增加的城市工人纳入新的政治秩序。

△1943年，瓦加斯执政期间

工业建设更具长远影响。

1941年，巴西政府成立国家钢铁公司。其位于沃尔塔雷东达的钢厂在1946年投产，成为巴西第一座大型一体化扁钢生产基地。

1942年，政府创建淡水河谷公司，负责开发铁矿资源。

1945年，圣弗朗西斯科河水电公司成立。巴西政府由此控制钢铁、矿产和电力等基础部门。

这些企业承担的任务远超商业经营。私人资本投资钢铁、电力和大型矿山时，往往面对资金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短期利润有限等问题。国家直接投资，可以为下游制造业提供基础原料。

钢铁可以用于修建铁路、桥梁和工厂，也可以制造汽车、机械与家电。稳定电力是现代城市和工业生产的前提。铁矿开发既能提供出口收入，也能支撑本国冶金工业。

瓦加斯时期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巴西政府开始主动建设工业化所需的骨架。

同期的中国，面对的首要问题则完全不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逐步沦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沿海工业遭到破坏，大批企业向内地迁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战又持续数年。

战争造成交通中断、财政恶化和严重通货膨胀，也使长期工业投资难以稳定推进。

△1937年遭战火破坏的上海北站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工业化努力。

南京国民政府曾推动铁路、金融和国防工业建设，抗战时期的工厂内迁也为西南地区留下工业基础。受战争和政权分裂制约，这些建设很难形成全国性工业体系。

当巴西在沃尔塔雷东达建设大型钢厂时，中国正在进行艰苦抗战。当巴西通过劳动立法整合城市工人时，中国仍需应对战争、通胀与政权重建。

20世纪40年代的中巴差距，很大程度上来自两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巴西获得了一段相对完整的工业建设期，中国长期承受战争成本。

到1950年，巴西城市化率已达到36.2%。圣保罗吸引了大量国内移民，仅1940年至1950年就接收超过100万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

中国在1949年结束长期战争，现代工业建设刚刚重新起步。

巴西的领先由此进一步扩大。

04

重视国家力量

两种工业化模式逐渐成型

二战结束后，工业化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中巴都认为，依靠初级产品出口难以建立现代经济，钢铁、能源、机械和交通需要国家集中投入。

两国对国家力量的重视相似，具体做法存在显著区别。

巴西形成了国家资本、国内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共同参与的模式。

政府负责钢铁、石油、电力、交通和长期融资，跨国企业大量进入汽车、化工和耐用消费品领域，本地企业活跃于零部件、建筑、纺织、食品和商业部门。

1952年，巴西成立国家经济开发银行，即今天的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

1953年，瓦加斯签署法律创建巴西石油公司。钢铁、矿产、石油、能源和开发性金融逐渐连成体系。

1956年，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出任总统，提出“目标计划”，口号是“五年实现五十年进步”。计划集中投资能源、交通、食品、基础工业和教育，首都巴西利亚是其中最醒目的工程。

政府还把汽车工业作为重点。

企业获得设备进口优惠、长期信贷和市场保护，同时需要逐步提高本地零部件比例。大众、福特、通用、奔驰、丰田等企业扩大在巴西的生产。

汽车工业带动了钢铁、橡胶、玻璃、机械、道路建设和城市消费，成为巴西工业化的重要枢纽。

△1959年，大众汽车安切塔工厂正式开幕

巴西利亚也体现了同样的思路。

建设新首都可以开发内陆、扩大建筑需求、推动公路网络建设，还能展示国家现代化的雄心。

1960年，巴西利亚正式成为首都。

它证明巴西能够在内陆高原上迅速建起一座现代城市，也留下了高成本、财政压力和区域发展不均等争议。

△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利亚

中国在1953年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样把重工业放在优先位置。

国家通过计划配置资金、原料和劳动力，在苏联援助下建设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工和国防项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五”时期中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7%。

1953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4%，重工业年均增长13.8%。

到1978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35.5%升至56.9%。

中国实施了鞍钢扩建等重点项目，建成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骨干企业，形成冶金、机械、能源和国防工业基础。

△1958年，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

两国工业化模式的差异逐渐清晰。

巴西依托城市市场，用国家投资搭建基础，再吸引外资生产汽车和耐用消费品。中国依靠计划体制集中资源，优先建立重工业和装备制造能力。

巴西的模式更接近市场经济。

消费者需求可以推动汽车、冰箱、电视等产业扩张，跨国企业带来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它也带来明显约束。

工业生产需要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企业利润可以汇往海外。国内市场主要集中于中高收入群体，低收入人口的购买力有限。

中国模式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够在收入较低时建设大规模重工业。

相应代价是农业和轻工业投入不足，居民消费受到压缩，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城乡人口流动受到限制。

两条道路都建立了工业体系，也都积累了结构性问题。

05

巴西奇迹把增长推向高峰

1964年，巴西军方发动政变，军政府开始长达21年的统治。

新政府整顿财政和金融体系，压低工资增速，鼓励出口与外国投资，大规模推进公路、电力、电信和国有工业项目。

1968年至1973年，巴西进入“经济奇迹”时期。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引用的历史数据表明，这六年间巴西经济年均增长11.1%。工业增长速度更快，汽车、钢铁、石化和建筑业迅速扩张。

△20世纪70年代初，建设中的里约—尼泰罗伊大桥

高速增长改变了巴西社会。

农村人口大量迁往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等城市。巴西城市化率从1940年的31.2%升至1970年的55.9%，1980年达到67.6%。

四十年间，巴西完成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由咖啡出口国成长为拥有较完整工业门类的国家。

高速公路向内陆延伸，电视进入家庭，汽车成为中产生活的象征。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于1969年成立，开始发展支线飞机。

但是，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三类问题。

第一，增长成果分配不均。

政府控制工资，企业利润和高收入群体所得增长较快。大量农村移民进入城市，却难以获得稳定住房和公共服务。贫民社区在大城市外围扩张。

第二，工业依赖外部资本和技术。

巴西能够生产汽车、家电与工业品，部分关键设备、零部件和技术仍需进口。经济高速增长会推高进口需求，带来外汇压力。

第三，大型项目越来越依赖债务融资。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资金充裕，巴西政府和企业可以从海外获得贷款。外债支持了电站、公路、钢铁和石化建设，也使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利率和能源价格变化的冲击。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巴西石油进口成本急剧上升。政府没有让经济明显减速，而是继续借款，扩大能源和基础工业投资。这项选择延长了增长，也把风险推向未来。

“巴西奇迹”造就了真实的工业能力，但收入差距、外债与进口依赖同样客观存在，增长速度暂时掩盖了这些矛盾。

06

1978年

两个国家站在新的路口

1978年的巴西已经拥有约1.15亿人口。

多数居民生活在城市。全国形成了钢铁、汽车、石化、矿业、电力、建筑和航空产业。圣保罗是拉丁美洲重要工业中心，巴西商品进入多个海外市场。

同年的中国有9.6亿人口，城镇人口约1.72亿，农村人口约7.9亿。

中国已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升至48.2%。工业基础并不薄弱，居民消费、农业效率、企业激励和对外经济联系仍有很大改善空间。

两国的发展结果可以这样概括。

巴西依靠咖啡出口积累、国家投资、外资进入和城市消费，更早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

中国从战争废墟上起步，通过计划体制和内部资源动员建立重工业体系，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

巴西先形成城市市场，再把工业体系逐步做深。中国先集中建设工业体系，庞大的市场潜力仍沉睡在农村和低收入人口中。

站在1978年，很难预见后来发生的变化。

在当时，巴西看起来更接近发达国家，而中国才刚开始寻找新的增长方式。

然而，巴西的工业化高度依赖国内保护市场、外部融资和进口技术，社会分配差距削弱了大众消费能力。

中国的计划经济留下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储蓄潜力和工业基础。改革一旦释放农业、企业和对外贸易的活力，这些条件可能组合成新的增长动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济开始转向改革开放。

同一时期，巴西仍在延续依靠借款和大型项目推动增长的模式。国际利率即将上升，外债压力不断积累，第二次石油危机也在逼近。

两个农业大国都完成了工业化的第一轮积累，接下来的选择将改变各自命运。

20世纪80年代，巴西将面对债务危机、财政失衡和长期通胀。

中国将从农村改革起步，逐渐发展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和出口制造业。

巴西曾经比中国更富，也比中国更早进入城市社会。

它在钢铁、汽车、能源和航空领域取得的成就，说明巴西工业化具有坚实基础。它后来陷入低增长，原因无法用“没有工业化”来解释。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一个已经建立现代工业和城市社会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把阶段性高速增长转化为持续的生产率提升？一个起步更晚的国家，又如何在此后数十年完成历史换位？

答案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