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连续两届政府实施的包括高关税在内的一系列推动降低对华供应链依赖的政策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特别是对美贸易的增长速度与1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耳语。进出口贸易增速降低的这一状况引起了贸易管理部门和许多贸易观察人士的焦虑，特别是在对美进出口贸易增速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发挥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成为了热点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出口贸易增速极低，但2023年我国货物贸易的整体顺差却再次创造了历史新高，这也引起了部分国外智库的关注。

2024年3月10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研究员米歇尔. 威兰特(Michael Weilandt)、布拉德.赛特瑟尔(Brad Setser)和德国联合投资(Union Investment)的沃尔克马尔-鲍尔（Volkmar Baur）联合撰文对2023年中国贸易顺差再创新高进行了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制造业顺差在世界上的表现突出，这证明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但也反映了其潜在的政策失衡。文章也批评了IMF对中国提出的最新经济政策建议，认为任何忽略甚至加重这种失衡的经济政策可能都会引起中国贸易伙伴的担忧。

以下是该评论全文，供参考！

美国喜欢谈论美元的主导地位。但不要轻视中国目前在制造业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贸易失衡需要重新严肃对待。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

但有些人仍然低估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并被当前有关 "碎片化 "的讨论所误导。中国与美国双边贸易数据的变化有时被认为是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中的中心地位下降的证据。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在疫情后的顺差——目前已达到世界 GDP 的约 2%——远远超过了日本和德国等出口强国的顺差峰值。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顺差并没有缩小的迹象。虽然2023年顺差的扩大有所停顿，但那是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大幅跃升之后才出现的。现在，中国的政策继续强调提升中国先进制造业的能力，将其作为未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不言而喻，制造业的巨额顺差需要全球经济中其他地方制造业的逆差来抵消。

这种逆差可能只是与商品出口国之间的逆差——俄罗斯和海湾地区等石油出口国与欧洲和东亚等制造业出口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贸易往来。但现在，与中国顺差相对应的主要不是商品出口国，而是美国。在过去几年中，美国逆差占世界GDP的比重持续上升，部分原因是全球美元GDP随着美元升值而缩水。

这里的数据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系统，使用的是制成品的“标准”分类，即第 5 类到第 9 类。特别感谢 Union Investment 的沃尔克马尔·鲍尔（Volkmar Baur）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 set）中挖掘出的长期序列数据。

不要被中国报告的适度经常账户顺差所迷惑，这将误导我们——中国制造业（乃至所有商品）的基本顺差仍然异常巨大。当然，相对于德国和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综合顺差峰值，中国的顺差也是非常大的。

尽管面对疫情后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缩减，中国的制造业顺差在 2023 年基本持平（约占全球 GDP的1.7%），但在一些关键领域，中国继续显示出出口持续强劲的潜在迹象。例如，中国的汽车出口（包括电动汽车和内燃机）大幅增长。比亚迪在 2023 年第四季度的产量超过了特斯拉，目前正寻求通过增加出口来确保其长期盈利能力。

尽管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激增备受关注，但在中国每年出口的 500 万辆汽车中，约有三分之二使用的是汽油或柴油。

中国在清洁技术制造领域的优势更为广泛：中国生产全球 80% 的太阳能电池板、更高份额的太阳能硅片，以及生产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大部分资本货物。中国不仅生产的风力涡轮机比任何人都多，而且其风力涡轮机部件也越来越多地被其他涡轮机生产商所使用。当然，中国现在至少希望出口飞机、火车、轮船、汽车，当然还有电子产品。

特朗普加征关税（根据Chad Brown的说法，清单 1、2、3 和 4a 共将双边关税提高了约 15%）后，美国双边贸易的重新调整引起了人们对墨西哥和越南现在作为美国市场最终产品供应商所扮演角色的关注。但别误会，与中国相比，墨西哥和越南仍然是制造业小国。难怪美国公司常常苦苦寻找替代中国供应的产品。

这里的数据有些滞后，错过了 2020 年至 2022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激增。但只要看一下制造业出口的市场份额，就会发现中国的巨额顺差反映了其广泛的出口基础。请注意中国和美国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间相对地位的变化——以及在疫情期间发生的额外变化。

欧洲在保持其全球制造业供应中心地位方面做得更好[1]。

正如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等人指出的那样，中国在制造业中的广泛主导地位在制造业总产出图表中也很明显。其 35% 的份额远远超过其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略高于15%）。迈克尔·佩蒂斯正确地强调，中国是生产的巨人和消费的侏儒[2]。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 2021 年和 2022 年中国出口大幅增长之前，而OECD的综合数据还没有显示出这一增长。

中国制造业的主导地位无处不在，除了其报告的经常账户盈余（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5%），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的重点是分化风险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带来的风险，但并不关注中国对全球贸易失衡的贡献。最近制造业失衡的加剧并未进入 IMF 的评估范围。

这有点问题。诚然，中国制造业的专业化反映了其人口众多和除煤炭外自然资源供应有限的特点。但制造业顺差（以及可观的商品盈余）在世界上的表现突出表明，中国的顺差也反映了潜在的政策失衡，包括对基于消费者的标准刺激计划的根深蒂固的抵制，以及支持巨额储蓄盈余的有限的社会保障网络，就像李嘉图比较优势一样。

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的最新政策建议凸显了因未能认识到贸易失衡再次成为问题而带来的困难。

IMF认为，中国住房投资的均衡水平约为过去的一半。这很公平。

IMF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相当大的财政整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5个百分点），以稳定预算外债务水平。

此外，它还希望中国采取更加以价格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即削减利率），并增加汇率灵活性（即让人民币贬值）。

标准计量经济学估算（源自IMF的工作）表明，如果采取这些政策，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其GDP 的比重将达到 4 个百分点，或接近世界 GDP 的1个百分点。鉴于中国的比较优势，这种调整将意味着中国制成品顺差的再次增加。产能过剩将变成过度依赖出口来弥补内需不足。

这就是不注重国际收支平衡的分析方法的问题所在——针对中国内部失衡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本已巨大的贸易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我们认为，当前贸易失衡的规模（正确衡量）不应只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原因，它还需要被纳入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对外政策的建议之中。

这将是IMF等机构目前共识的重大转变，因为目前的标准观点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下降意味着外部失衡并不是一个真正紧迫的问题。

但是，如果中国实现了在先进制造业顺差扩大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同时将外国供应商赶出国内市场的关键部分，那么中国的贸易伙伴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当然，美国在将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转移到低税率地区方面做得很好；这些无形收益支撑了股市的高估值——但美国的大型数字平台公司并不以制造实力著称。

[2] OECD计算的贸易增加值（TiVA）图表也证明了这一点。从 2004 年起，中国的增加值开始迅速上升——即使当时（至少在美国）的主流论调仍是由漏洞百出的苹果 iPhone 降价研究形成的。当然，这些研究的缺陷在于用提供零部件的公司的国籍来代表制造附加值。iPhone 也不具有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