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计碳排量占全球排放总量88%的国家（包括亚洲排放大国）已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但目前的努力还不够。将贸易政策与气候倡议结合起来，或可打破僵局，推动我们朝着这一重要目标更近一步。

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目前已有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欧盟成员国和美国等排放大国在内的140多个国家加入了这一承诺，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合计约占全球排放量的88%。

这些国家纷纷将其净零目标转化为气候行动计划或国家自主贡献，力争减少排放并减缓全球变暖速度。然而，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尚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所设的气候目标，即将全球温升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出1.5℃以内。

为弥补上述不足，贸易政策需要与国家自主贡献联系得更加紧密。遗憾的是，在制定国家自主贡献的过程中，贸易政策与气候行动之间的关系仍未得到足够重视。从经济角度看，改善贸易政策与气候行动之间关系的理由无可辩驳。

以绿色贸易为例，通过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促进技术转让，鼓励向绿色部门和低碳技术投资等方式，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对既难求资金又难获技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利用好绿色贸易和投资也是成功推进能源转型和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的关键。

根据国家自主贡献制定政策框架，能够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公正转型，提振其国家自主贡献雄心，如通过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创造贸易和投资新机遇。

地缘经济碎片化对向清洁能源和净零经济转型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打着保障能源安全的名义，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促使许多国家采取单边行动，对能源转型的关键原材料施加贸易限制。在企业为斩获新商机而争抢关键矿产资源的全球激烈竞争中，各国政府纷纷向本国企业提供支持，引入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促进国内能源转型。

由于许多政府越来越具有保护主义倾向，各企业和投资者只得逐步缩减海外活动。尽管保护主义政策会对全球供应链的可靠性和国家长期能源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但如果缺乏全球集体行动，贸易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加剧，此类政策就可能持续存在。

鉴于全球价值链盘根错节、运作复杂，出口禁令、关税和补贴等保护主义措施会带来不确定性，进而阻碍投资。除此之外，还可能使商业激励机制发生扭曲，形成供应链瓶颈，扰乱基本投入品的流动，不利于在更广范围内成功转向清洁能源技术。

贸易政策需要加强与国家自主贡献的融合程度，

以解决当前国家自主贡献不足以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短板。

更明智的做法是实施积极主动型政策，如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开发投资，以及在维持贸易和投资制度开放的同时，通过改革改进整体的营商环境等。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步伐加快，为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制造业构建可靠、多元和负责任的供应链，对于亚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地区不仅自然资源禀赋丰富，还拥有健全的清洁能源技术制造基地和工业基地，以及质量好的高技能劳动大军。

要在全球能源转型中释放出经济的巨大潜能，本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合力减少商业不确定性，为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管理助一臂之力，支持通过改革突破束缚供给侧的制约性因素。政府还可采取以下手段鼓励私人和境外投资者：化解投资风险，充分利用政府配套资金和税收激励措施，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消减政策不确定性和政治不稳定性。

在绿色贸易和投资领域建立统一战线，可对各国的气候承诺产生重大影响。以贸易协定为例，若其载有强有力的环境条款，则有望通过使私营部门激励措施与气候目标相一致，同时营造有利于绿色贸易和投资的环境，促使国家自主贡献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富有成效。

更重要的是，各国协调一致的政策和行动将有助于增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加快国家自主贡献的落实。但当下，贸易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碎片化同时存在，危及到我们发掘上述机会，为避免气候危机而按时达成全球气候目标的成功希望。

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共同宏大目标凸显出利用贸易政策促进气候行动的紧迫性。聚焦增进贸易规章制度透明度的贸易政策改革，能够减少阻碍绿色机会投资的市场不确定性，通过增加私人和境外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来建立信心和信任，并便利跨境投资和技术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