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非洲部分国家放开电网投资私有化后（补充阅读：埃塞俄比亚首次放开国家电网投资），玻利维亚，这个南美洲资源民族主义特征显著的高原国家，也出现了制度性松动。

电力新政→

2026年3月30日，玻利维亚颁布第5598号最高法令，修改了2015年关于国际电力交换的旧规。

此前，国际电力进出口和跨境互联基本由国家电力公司ENDE独家主导；新规落地后，公共、私营或公私混合的市场主体，在获得主管部门授权后，都可以参与与其他国家电力系统之间的出口、进口、输电和过境交易，也可以参与相关国际互联专用输电设施建设。

此政策自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且要求主管部门30天内制定配套实施规范。

玻利维亚当前电力系统高度依赖天然气，在天然气产量下降、进口成本上升之际，传统“气电支撑电网”的模式正面临压力。该政策的颁布，既是现任总统Rodrigo Paz Pereira执政5个月以来呈现出更务实、更开放的转变体现，也是能源现实困境下的转型信号。

开放私人资本投资，其实不是第一次

很多人对玻利维亚的印象，是一个带有强烈资源民族主义、电力由国家垄断的高原国家，但其实在其电力系统发展历史上，经历过很典型的“国有化-私有化-再国有化”的过程。

1994年以前，玻利维亚国家电力公司 ENDE 处于垂直垄断地位，发电、输电和配电基本都由国家控制。

1994年，玻利维亚通过《电力法1604》，启动电力体制改革。将电力行业拆分为发电、输电和配电三个环节，发电走竞争化方向，输电和配电保留监管下的垄断属性，其发电业务被拆成三家公司并完成“资本化”，配电端的重要企业也在同一时期完成私有化。

2010年，前总统莫拉莱斯推动“电力再国有化”。当年把三家最大电厂收归国有，控制了大约80%的发电能力；2012年又把占国内电力运输近80%的输电公司国有化，随后还继续把部分配电资产收回到ENDE体系。

在当时，这个过程被认为是玻利维亚资源民族主义的回归。

时至今日，国家电力系统面临结构性压力，推动更多可再生能源、优化电网运行、增加跨境电力流动，成为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选择。

此次新政，只是第一步

本次新政有明确的适用条件。

从法条本身看，第5598号法令修改的是2015年第2399号法令，核心变化集中在跨境电力交换，而不是国内发、输、配全链条。

新规允许公共、混合和私营主体在获得授权后参与跨境电力交换，并明确写入了一个约束：不能影响国内市场的供电安全、连续性和优先保障。新规还规定，跨境电力交换所需的专用输电设施，既可以由ENDE自己建设，也可以由其子公司、关联方或其他公共、混合、私营市场主体建设；相关价格和收费标准，仍由能源主管部门与市场主体共同确定。

也就是说，政策放开的是边境地区的跨境电力业务的部分场景，包括边境电力互联、跨境电力交易以及区域能源协同，政府对准入、价格、供电优先级仍然保留了很强的控制权。

其实更像一个制度试点，对非核心区域的有限放开看看效果，同时也是对之前与巴西签署电力互联协议、承诺重点推进两国电力交易的积极回应。

再结合玻利维亚最新的能源路线图，以及计划筹备新《电力法》的公开承诺来判断，未来玻利维亚电力政策大概率要为可再生能源、扩大私营主体参与以及更灵活的投资机制，建立新的制度框架。

机会和风险永远要一起看

对于中国能源投资商、电力承包商、电气设备供应商来说，玻利维亚边境电力以及玻-巴电力互联的基础设施可能会进入新一轮升级期。规划先行、技术先行、投资先行，都有助于把握机遇。

笔者有幸参与过玻利维亚的项目，有三点风险值得中企重视与认真研判：

一是政治风险。尽管现任政府更务实，但玻利维亚的资源民族主义是有真实政治基础和历史惯性的。过去很多年里，国家重新收回电力等战略资产的控制权，本身就塑造了社会对国家能源主权的强烈认知。在当下，玻国内对“再国有化”和“资源主权”也有着很强的民意基础。再强势的政府在民意面前也会审慎平衡，未来可能会体现在国会讨论、新法措辞、外资准入条件以及ENDE的特殊权利安全方面，需要重点关注这类信号。

二是政策风险。新政已颁布，但后续立法和配套细则仍未出台，是否应该投入资源重点开发，建议关注后续细则中关于外资准入、并网规则、价格机制、结算安排以及收款可靠性方面。毕竟此次开放更像是“有限开放的试点”，早期进入虽然有利于争取好的条件，但也需要承担政策波动的风险，需要用好合同协议等法律工具做好风险保护。

三是电力市场风险。玻利维亚电力结构本身还比较脆弱，发电仍严重依赖天然气，边远和北部地区接入国家电网的程度也不均衡。世界银行曾进行过研究，北部Pando地区仍有相当部分人口未完全接入国家电网，只能依赖孤立系统或仍然缺电。此次在电力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地区开展业务，需要更注重项目以外的附加成本与现实困难。

结语

如果把这次新政放在更大的框架里看，它不只是“允许私人企业做跨境电力相关业务”，而是玻利维亚在能源压力、财政现实和民族主义传统之间，开始尝试更务实的制度折中。

对中企来说，这可能是一条值得持续跟踪的线索：在资源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里，一旦电力系统出现有限开放，往往意味着更深层次的能源政策转向，甚至可能成为后续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电力联通的前奏。同时也可能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新尝试，看清看透线索背后的边界条件，才能获先机、拿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