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印尼垃圾发电项目连续出现新的进展。

Danantara Investment Management（DIM）与 PT Daya Energi Bersih Nusantara（Denera）公布第二批 PSEL（Pengolahan Sampah Menjadi Energi Listrik，垃圾处理转化为电能）项目合作伙伴遴选结果。

这批项目涉及8个开发地点，覆盖20个县市。

共有来自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法国、印度、韩国和新加坡7个国家的85家供应商通过资格审核，其中68家针对8个项目地点提交申请。

中国企业在这批项目中的参与度较高。

据中国固废网梳理，8个项目中有6个出现中国垃圾焚烧相关企业。

其中，勿加泗县项目由光大环境牵头，楠榜项目由康恒环境牵头，高能环境、城发环境、泰达环保、中信建设国际投资等企业也以联合体成员身份参与相关项目。

但从项目牵头方看，这并不是一轮由中国企业单独主导的项目竞争。

8家中选合作伙伴中，4个联合体由印尼企业牵头，2个由中国企业牵头，另外2个由法国企业牵头。

Danantara 对合作伙伴的评估内容，也不只包括垃圾发电项目经验，还包括财务能力、项目执行与商业准备程度、战略与风险管理，以及长期承诺和在印尼的执行经验。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出现在印尼垃圾发电项目中，但比中标名单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这一轮项目开始集中推进？企业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真正把项目做下来？在已经有大量国际企业参与之后，印尼乃至东南亚还有多大的市场空间？

从长期规划到集中落地，印尼垃圾发电开始提速

印尼推动垃圾发电，首先来自长期存在的垃圾处理压力。

Danantara 在7月启动巴厘岛 PSEL 项目时表示，印尼每天产生超过14万吨垃圾，并将垃圾问题与环境、公共健康、气候以及经济生产率联系起来。

对于巴厘岛而言，垃圾处理还直接关系到当地生态环境、居民生活质量以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IEA 在巨港垃圾发电项目案例中采用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印尼每年产生约6500万吨垃圾，其中只有约20%得到正规处理，大多数城市仍高度依赖填埋。

两份资料都指向同一个背景：印尼仍然面临较大的城市垃圾处理压力。

而垃圾发电并不是最近才进入印尼政策视野。

IEA 提到，2017年，印尼政府已经确定12个优先城市推进垃圾发电，并通过优惠上网电价、垃圾处理费保障等方式吸引私人资本。

但截至2024年前，真正进入运营的垃圾发电项目仍只有泗水 Benowo 和梭罗 Putri Cempo 两个。

这也是这一轮项目值得关注的地方，更多项目开始进入更具体的执行阶段。

7月8日，Danantara 在南登巴萨 Pedungan 启动巴厘岛 PSEL 项目，这是 Danantara 全国 PSEL 计划中首个进入建设阶段的项目。项目采用移动炉排焚烧技术，并以欧洲工业排放指令 EU IED 作为排放控制参考标准。

当天，项目方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 签署购电协议。几天之后，第二批8个项目公布中选合作伙伴。

7月20日，DIM 又向8家中选方发放附条件授标函 CLoA。

按照 DIM 公布的安排，中选合作伙伴还需要完成双方认可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结构设计、合资公司设立、商业文件准备和融资审批，并继续推进许可和土地交接。

可研目标在2026年11月中旬完成，项目计划于2026年12月至2027年1月进入建设阶段。

当前，印尼垃圾发电市场的状态是：项目数量和参与企业正在增加，相当一部分项目仍处于从中选、可研、融资向真正建设过渡的阶段。

中国企业为什么开始密集进入印尼？

中国企业集中进入印尼，还有另一个来自中国国内市场的背景。

Fulcrum 在《Turning Waste Into Wealth: Chinese Firms Are Expanding Into Southeast Asia》中提到，中国已经建设超过1000座垃圾发电设施。

随着国内垃圾发电市场逐渐趋于成熟、垃圾分类推进以及垃圾流发生变化，一些中国头部环保企业开始向海外寻找新的项目。

根据 Fulcrum 引用的数据，截至2025年年中，中国企业已经在13个国家投资、建设或运营超过43个海外垃圾发电项目，总设计处理能力约5.77万吨/日，公开披露投资额约64.3亿美元。

在东南亚，越南拥有数量最多的中国企业相关垃圾发电项目，其次是泰国和印尼。

因此，中国企业近期集中出现在印尼，并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垃圾发电企业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扩张的一部分。

其参与方式也不只是设备出口。

IEA 介绍的巨港项目由浙能锦江环境发起，规划日处理1000吨城市生活垃圾、装机20MW，采用30年特许经营期的 Build-Own-Operate 公私合作模式。

项目于2024年9月开工，EPC承包方为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计划于2026年投入运营。

Fulcrum 在梳理中国企业东南亚项目时，也提到部分项目采用 BOT 等长期特许经营模式，企业不仅负责建设，还需要承担长期运营。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进入印尼参与的，已经不只是设备供应，而是投资、建设、设备供应和长期运营等多个环节。

与此同时，印尼市场本身的竞争也在上升。第二批 PSEL 项目吸引了来自7个国家的企业参与，最终中选方既有中国企业，也有印尼和法国企业。

对希望进入这一市场的参与者而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缺少竞争者的早期市场。

在印尼做成一座垃圾发电厂，到底需要什么？

巨港项目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样本。巨港市政府负责保障项目垃圾供应，并支付垃圾处理费，处理费上限为每吨50万印尼盾。

2023年12月，PLN 与项目签署长期购电协议，以0.1335美元/kWh的上网电价购买项目产生的全部电力。

项目总投资约3亿美元。

债务融资由星展银行 DBS 和印尼国家银行 BNI 牵头的银团提供，其中包括8500万美元和2430亿印尼盾的8年期无追索权贷款。

其余约2亿美元由浙能锦江环境通过当地子公司 PT Indo Green Power 投入股权资本。

中国信保同时为项目提供中长期买方信贷保险。

IEA 提及，巨港项目采用美元和印尼盾两种货币融资，与项目两部分收入对应：PPA 下的售电收入以美元计价，地方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则以印尼盾计价，从而降低部分外汇风险。

把这个项目拆开来看，一座垃圾发电厂要真正成立，需要同时解决几个问题：垃圾从哪里来，垃圾处理费由谁支付，电力卖给谁，长期资金从哪里来，以及谁负责建设和后续运营。

Danantara 当前对第二批项目合作伙伴的要求也体现了类似逻辑。

除了项目经验之外，DIM 还重点考察财务能力、商业准备、风险管理和在印尼的执行能力。

CLoA 发放之后，合作伙伴还必须继续完成项目结构设计、商业文件以及融资审批。

因此，对希望进入印尼的企业而言，垃圾焚烧技术只是项目的一部分。

垃圾供应、地方政府合作、购电协议、项目融资以及长期运营，都是项目能否真正落地的组成部分。

拿到项目只是开始，真正难的是后面的几十年

垃圾发电项目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垃圾本身。

Carbon Trust 在《Waste to energy in Indonesia》中指出，不同废弃物能源利用技术，对垃圾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有不同要求，其中水分含量尤其重要。

厌氧消化可以处理含水率超过50%的垃圾，而热处理方式通常更适用于含水率低于45%的废弃物。

垃圾水分越低，通常意味着热值越高。

如果垃圾性质和热值长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会影响项目对设备效率、发电能力以及经济回报的判断。

如果还需要增加额外的垃圾预处理，也会带来新的运营成本。

Fulcrum 在讨论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时，也提到东南亚生活垃圾普遍存在含水率较高、热值较低的特点，并将中国企业此前处理类似垃圾条件的经验，列为其参与当地项目的因素之一。

但技术只是其中一个变量。

Carbon Trust 将印尼垃圾发电项目面临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项目经济可行性、地方政府能力及政府间协调，以及垃圾发电的社会问题。

垃圾发电属于投资成本较高、运营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

如果地方政府缺少相关项目经验，可能增加项目不确定性，并带来开发、融资和项目延期等问题。

公众接受度也是垃圾发电项目需要面对的问题。

Fulcrum 提到，东南亚部分市场仍然存在围绕焚烧项目的健康担忧，以及对外国投资者和当地监管执行缺乏信任。

因此，垃圾性质、经济可行性、地方政府协调和公众接受度这些问题，仍是理解垃圾发电项目的重要基础。

而对于一项特许经营期可能达到20年甚至30年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言，拿到项目只是开始，后续的稳定垃圾供应、政府履约、融资偿还、设备运营和环境管理，才真正决定项目能否长期运行。

项目越来越多，印尼市场已经拥挤了吗？

随着越来越多国际企业进入，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印尼垃圾发电市场是不是已经快做完了？

从现有项目数量看，还不能直接得出这一结论。IEA 提到，印尼计划到2029年在全国部署30座垃圾发电设施。

与此同时，在2024年前，真正进入运营阶段的项目仍只有泗水和梭罗两个。

当前第二批8个 PSEL 项目也才刚刚进入 CLoA 后续阶段，还需要继续完成可研、许可、土地交接和融资等程序。

换句话说，目前看到的是企业竞争已经加剧，但很多计划中的垃圾处理能力仍然没有真正进入运营。

从更大的处理结构来看，印尼也仍然长期依赖填埋。

KPMG 在《Southeast Asia Waste-to-Energy》报告中列出的数据中，印尼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7.53万吨/日，其中约69%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垃圾发电处理能力折算约为每百万人口4.4吨/日。

相比之下，新加坡垃圾填埋比例约为3%，垃圾发电处理能力达到每百万人口1333吨/日。

在 KPMG 所采用数据对应的时期内，印尼垃圾处理仍然以填埋为主，按人口计算的垃圾发电处理能力明显低于新加坡。

一个城市拥有大量垃圾，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可投资的垃圾发电项目。

它还需要稳定的垃圾供应、可持续的处理费、明确的售电机制、可获得的长期融资，以及地方政府和项目方长期履约。

从这个角度来看，项目数量只是判断市场空间的一个维度。

更值得持续观察的是，目前这批 PSEL 项目最终有多少能够完成融资、进入建设和长期运营，以及还有多少城市具备形成类似项目的条件。

除了焚烧，垃圾还能变成哪些生意？

如果把视野从垃圾焚烧进一步扩大到 Waste-to-Energy，废弃物能源利用本身就不只有一种技术路线。

Carbon Trust 将相关技术分为厌氧消化、填埋气回收、移动炉排焚烧、流化床焚烧、气化和热解等。

不同技术对应不同种类和性质的垃圾，也能够产生不同形式的能源或产品，包括电力、热能、沼气、消化残余物、合成气以及其他可以进一步利用的固体产物。

其中，填埋气回收对应的就是已经存在的填埋场。

Carbon Trust 指出，填埋场在开始接收垃圾后不久就会产生填埋气，即使停止接收垃圾之后，这一过程仍可能持续多年，最长可在关闭后继续产气约30年。

不同垃圾类型适用的技术路线也不完全相同。

例如，厨余和园林垃圾可直接适用于厌氧消化和填埋气回收，而垃圾衍生燃料、干燥可回收垃圾等更直接适用于部分热处理路线。

因此，如果从更广义的废弃物能源利用来看，当前印尼重点推进的 PSEL 焚烧发电项目，只是 Waste-to-Energy 可以采用的技术路径之一。

这也意味着，观察印尼固废市场时，不能只看目前已经公布的垃圾焚烧项目数量。

不同城市的垃圾结构、既有填埋设施和其他项目条件不同，对应的技术选择也可能不同。

印尼之外，东南亚还有多大空间？

把印尼放到整个东南亚来看，类似的垃圾处理问题并不只存在于一个国家。

KPMG 的区域比较数据显示，越南约71%的城市生活垃圾采用填埋方式处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均约为85%，印尼约为69%，泰国约为29%，而新加坡仅约为3%。

其同时指出，除泰国外，填埋仍是多数发展中东盟国家普遍采用的垃圾处理方式；与新加坡相比，其他发展中东盟国家按人口计算的垃圾发电处理能力也明显较低。

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多个东南亚市场布局。

在中国企业参与的东南亚垃圾发电项目中，越南项目数量最多，其次是泰国和印尼。

其中，光大环境建设的越南芹苴垃圾发电厂于2018年投入运营，每天处理约400吨生活垃圾，约占当地垃圾总量的70%，每年产生约6000万千瓦时绿色电力。

Fulcrum 同时列举了光大环境在越南顺化的项目，以及浙能锦江在印尼巨港的项目。

从这些项目可以看到，中国垃圾发电企业的海外布局已经不只集中在印尼，越南和泰国同样已经出现相关项目。

与此同时，东南亚多个市场仍然保持较高的填埋比例。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垃圾处理需求都能够直接转化成垃圾发电项目。

垃圾性质、项目经济性、政府协调、处理费、电价、融资条件和公众接受度，都可能影响一项垃圾处理需求最终能否转化为可以建设和运营的垃圾发电项目。

一批国家级 PSEL 项目正在推进，中国、印尼、法国等多国企业已经参与竞争，而项目是否最终能够进入建设和运营，仍然取决于可研、融资、许可、土地交接等后续条件，以及垃圾供应、处理费和电力销售等项目基本安排。

如果继续把视野扩大到越南、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可以看到，类似的垃圾处理压力以及垃圾发电项目已经在多个市场出现。

印尼可以作为观察当前东南亚垃圾发电项目推进情况的一个样本。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接下来值得看的更大的问题是，从印尼到整个东南亚，还有多少城市能够把“垃圾处理需求”进一步转化为具备垃圾供应、付费机制、融资条件和长期运营基础的项目。

这可能才是判断下一阶段市场空间更有意义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