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一带一路”步入新的十年。十年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已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然而，在“一带一路”步入下一个十年的开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总体来看，地缘以及政治风险成为影响2024年“一带一路”国家风险的关键因素。在中美博弈基本格局形成的大背景下，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日渐激烈、政治局势趋于复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两场危机仍在延宕，并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区域格局秩序的演变。可以说，旧的世界格局正在打破，而新的世界秩序正在重塑。

2024年“一带一路”区域风险报告

中东&北非篇

产油国经济受转型愿景驱动维持温和增长动力，非产油国财政和流动性压力再平衡，目前巴以冲突处于克制性对抗阶段，需关注美国大选背景下冲突走向和外溢影响。未来该地区的冲突烈度将整体下降，区域强国将致力于多重结盟的外交实践，从而在更长期限内打造经济抗冲击能力并维护区域安全秩序。

”

中东北非地区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毗邻大西洋和印度洋，自古以来为“两洋三洲五海”之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由于能源供给储备巨大、基础设施空间广阔、产业合作互补性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具有巨大的建设空间。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宗教文化差异使得该地区在二战之后常年局势动荡，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受全球碳转型驱动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构成了该地区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其中产油国经济财政、国际收支和系统性风险等表现与国际油市和地缘动态紧密关联，非产油国的经济基础整体弱于产油国，外部账户长期面临输入型通胀带来的潜在干扰。2023年该地区整体国家风险仍处于“高”水平，2024年以来哈尼亚遇袭事件引致巴以冲突烈度抬升概率，目前伊朗、以色列处于克制性对抗阶段，但诸多因素扰动下该区域的整体国家风险存在进一步上行压力。需关注冲突的连锁反应给该地区各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包括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或制约海湾国家转型进程，而冲突影响蔓延下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的财政和民生状况或进一步弱化，从而波及其社会风险和政治稳定性。中长期而言，伴随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战略收缩以及海湾国家的转型崛起，中东冲突的烈度或有所下降，而沙特等区域强国将通过多重结盟的外交战略实践，在多级世界中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并缩小地缘冲突带来的风险敞口，从而加强经济安全构建以及在地区事务上的领导力。

Part one

2024年国际油价处于相对高位但后续下行概率较大，产油国经济整体保持中低速增长，伴随转型愿景的加快实施，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和改革推进有助于维护后续增长动能，同时需关注巴以冲突演绎下各国受到的影响及战略应对。

中东北非地区产油国的经济财政表现受国际能源市场格局影响仍然较大。国际油价走势来看，2023年四季度受全球经济缓慢修复和主要经济体利率高企带来的多重利空影响呈持续下行趋势，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的恐慌情绪亦未能提供有效支撑；2024年以来“OPEC+”减产持续，而俄罗斯、沙特实施额外减产从而保证供应缺口，支撑国际油市偏紧格局，在此背景下上半年油价呈宽幅震荡走势，价格中枢较2023年略有上行并处于高位震荡区间^[1]。增长环境来看，减产保价策略的实施使得“OPEC+”各国原油产量下降、出口盈余普遍走弱，但海湾国家在高油价时期普遍积累了大量财政盈余，给“2030愿景”“2035愿景”等计划主导的长期项目实施提供充分财政支撑，整体增长环境保持良好，预计沙特、卡塔尔2024年分别实现2%左右的增长；阿曼和巴林经济基础一般，油气资源相对有限，但非石油部门充满活力，2024年有望增长约2~3%；阿联酋经济基本面强劲，而2024年旅游活动、房地产和国际贸易持续改善加之资本支出增加推动下有望增长5%左右；阿尔及利亚能源出口发展稳定但多元化起步较晚，2024年受益于能源、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的良好表现，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4.2%；科威特政治环境和经济增长欠缺稳定，经济转型持续面临制度障碍，2024年或萎缩2%；伊朗经济运行效率较低且美西方长期制裁下国际结算和贸易投资受制，近年来制裁放松和大规模机械投资的延续有助于油气和非油气产业发展，2024财年^[2]有望增长3.2%，但经济表现将受到高度的地缘风险不确定性带来的扰动。

展望未来，后续国际油市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下行压力较大，但海湾国家政府的宏观治理能力和政策有效性近年来有所抬升，有助于维护发展韧性。油市方面仍然受到地缘冲突等带来的急冲式影响，考虑到巴以冲突停火谈判进展迟滞，但美国政治极化背景下大选前景仍构成全球地缘局势尤其是巴以冲突后续演绎的关键变量，中俄等域外大国的战略抉择和外交行动亦构成扰动因素，下半年起国际油价不确定性抬升，中性情景下预计保持在75~80美元/桶，2025年起此轮“OPEC+”减产告一段落，国际油市价格和需求的周期性下降压力凸显，预计油价将逐渐降至50~70美元/桶，低于大多数海湾国家的财政平衡价位^[3]，或使得各国政府债务负担从低位基础上小幅增加，若国际油价和产量不再支持持续高额资本支出，财政路线将趋于审慎。从发展前景来看，近年来各国已通过经济多元化和开展多边务实外交等策略夯实内部韧性并拓宽外部灵活度，有助于加强战略自主、摆脱美西方影响力，在国际能源市场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重塑中具备腾挪空间。目前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乃至伊朗均具备相对长足的经济发展韧性，但也面临地缘安全风险持续、数据披露透明度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其中伊朗的经济潜能释放持续面临伊核协议前景不明和巴以冲突潜在外溢下的制约；沙特等财政基础较好的国家在疫后阶段不同程度加快“2030愿景”的实施，后续在油气出口量回落情景下非油气部门改革和投资动作的延续有助于维护增长动力，稳健的公共和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维持经济发展及金融稳定，而阿曼和科威特均存在油气依赖度高企问题，其中阿曼政府改革势头近年来有所改善，经济和财政多元化取得成效，但科威特改革仍受制于政府与议会间的紧张关系而推进迟缓，内阁频繁更迭下政策执行曲折，预计进入低油价阶段后财政指标将从原本强劲水平弱化。中期内，改革取得有效进展的产油国将进一步摆脱保守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多元化与现代国家构建方面进一步推进，机构治理能力的提高亦有助于各国抵御“碳转型”风险并在更长期限内保持发展弹性。

Part two

2024年以来，除以色列外非产油国普遍处于再平衡进程，财政和外部流动性实现不同程度修复，但驱动因素各异。

各非产油国来看，土耳其、埃及和摩洛哥宏观状况年初以来均处于再平衡阶段，经济保持中低速增长，财政和外部流动性则从俄乌冲突造成的冲击中不同程度修复。相较产油国而言，上述三国的经济体量、国民收入和财政储备偏低，且在后俄乌冲突阶段均经历了输入型通胀引发的经常账户赤字扩大，而在地缘事件的接连波及下，各国的经济、财政和外部账户表现有所分化。

其中，土耳其和摩洛哥的宏观基础较好并具有诸多外向型新兴产业，2024年以来随着治理政策的合理调整，有助于在内外环境变化中抵御通胀、改善外部账户并降低民生压力。财政角度，两国有限的外币计价公共债务和良好的国内融资基础保证了财政灵活度，政府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社会支出和收入支持。外部账户角度，两国的经常账户结构薄弱，但近年来政府分别通过将货币政策回归传统（土耳其）和实施连贯的工业政策议程（摩洛哥）来增强本币资产吸引力、提振外部投资者信心，2024年初以来随着旅游收入和汇款流入增加，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显著缓解，外储实现较快积累。受货币政策趋紧影响，2024年土耳其经济增速预计将降至3.2%，而伴随新发展模式（NDM）^[4]的推进，摩洛哥经济有望增长3.5%，中期而言两国经济增速应保持在3%以上。埃及的宏观基础较弱，社会问题和本土安全风险偏高，尚未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此轮外部流动性的边际改善主要得益于国际援助的到位。年初以来地缘冲突负面冲击持续，红海局势紧张、外部利率高企等均制约其外需环境，挤压该国外劳收入、工业生产和出口账户。2024财年^[5]，埃及在大型基建项目拉动下经济有望增长3.5%左右，但政府外部流动性对多边机构援助、海湾国家投资协议等外部资源的依赖度进一步加深，鉴于经济放缓、民生脆弱性抬升或影响改革后续推进，中期增速预计将位于4%以下。以色列具有在战争背景下展现抗冲击能力的良好记录，但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地缘安全挑战超出预期，政府内部裂痕加剧。哈尼亚遇袭事件以来停火谈判搁置，与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骤然上行，8月以来与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升级，而冲突烈度及持续时间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预计中性情景下，2024年以色列经济将增长0.5%，若冲突烈度超预期，该国基础设施、经济运行和公共财政将遭受更严重破坏，并在未来数年内制约增长稳定性并增加治理挑战，但以色列宏观治理灵活有效，外储缓冲庞大，金融系统和内外融资渠道强劲，有助于支撑其在冲突后经济形势的复苏。

Part three

中东北非长期面临复杂的地缘争端，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给该地区地缘格局带来新的变数。伊朗、以色列目前处于克制性对抗阶段，后续冲突演绎面临诸多扰动因素，而沙伊和解、《北京宣言》的签署有助于整合原本分散的地区力量，中美博弈背景下区域格局面临新的分裂重组。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东北非地区地缘政治及种族问题复杂，近代战争及宗教纠缠较多，冲突主线包括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之间的对抗，以及以沙特和埃及为主导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主导的什叶派轴心之间的对抗等，而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威慑影响亦构成潜在导火索。近十年来，美国中东战略整体收缩，伊朗、沙特等地区大国随之采取不同策略加强战略自主，中东冲突烈度整体降低的同时，局部冲突的风险不断滋长蔓延，而具备地缘实力的国家在各类地区争端中单边主义的倾向有所加强。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中东北非地区原本处于稳定的较低烈度冲突状态，但冲突的爆发和延续为该地区的地缘格局带来新的变数，哈尼亚遭袭身亡后各方高度关注伊朗方面的应对，以及中美博弈背景下各大地缘阵营的战略选择和博弈动向。伊朗、以色列目前处于克制性对抗阶段，双方从本土直接发动袭击的概率有限，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始终抱有扩张意识，而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非政府武装力量仍间断性推进军事策应行动。具体而言，伊朗尚处于新总统刚就任的战略敏感期，由于哈尼亚遇袭事件暴露了伊朗安全漏洞，其增强国家安全和战略自主、夯实其中东地区战略主导权的诉求加剧迫切，8月以来在安全系统乃至军事和地缘阵营构建层面已明显加快向中俄等域外大国靠拢的步伐；美、以方面暂时处于被动等待伊朗报复“靴子”落地阶段，美方通过调动航母、战机等军援增强了以色列的防控能力和导弹拦截能力，旨在加强对伊朗的威慑并控制冲突烈度，但牵涉各方的军事回应时间和节奏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另外，中东阿拉伯国家在此轮巴以冲突中的基本立场较为一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地区强国均对巴勒斯坦方面采取声援姿态，但始终避免直接参与哈以在加沙地带的局部冲突。短期来看，中东局势的后续演绎将面临伊朗、以色列的战略选择，以及美国大选背景下美以战略制定等扰动，需关注美国中东战略走向演变下，以色列多条线升级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

展望未来的区域地缘格局，中东地区作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在国际多级格局中将持续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伴随美西方国家延续从中东北非地区撤离军事存在并将影响力投射转移至亚太地区，而中国等大国积极推动中东各派力量和解，助力地区独立发展和自主建设，中东地区整体地缘风险或有所下降。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伊朗已于2023年初达成和解并恢复外交关系，2024年7月巴勒斯坦14个主要政治派别签署的《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简称《北京宣言》），不仅是巴勒斯坦内部团结的一次新尝试，也是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一次重大突破。上述标志性事件能够对原本分散的地区力量起到整合作用，有助于中东地区内部互相释放善意、展现共同立场，从而成为催化此轮巴以冲突摆脱“泥潭化”的关键力量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同时，伴随美国和中东各国的优先事项和核心利益愈发分野，中东区域大国的稳定发展诉求日益强烈，地区内部经济联系也日趋紧密，中东区域格局或面临新的分裂重组。具体来看，以此轮巴以冲突为分水岭，冲突前宏观基础薄弱、转型进展缓慢、融资来源有限的国家，其财政和外部账户受到的负面冲击将更为明显，或引发宏观形势及治理层面的非对称风险，而冲突前财政资源相对充足、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国家将拥有更多缓冲应对空间和地区事务话语权，其中沙特、阿联酋等国作为中等强国，可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身处非洲、亚洲和欧洲交叉路口的战略位置，在多极世界中夯实利益基础。近年来已秉持机会主义外交，与域外大国开展多议题政策对话并建立多层次伙伴关系，在冲突后阶段可进一步发挥其能源、金融和政治资本，加速塑造影响地区乃至全球趋势的能力，从而以具备包容性的关键参与者身份参与地区长期安全秩序的制定。

【注释】
[1] 截至2024年上半年，WTI年均价为78.81美元/桶，较2023年同比上涨4.04美元/桶，或5.40%；布伦特年均价为83.42美元/桶，较2023年同比上涨3.51美元/桶，或4.38%。

[2] 2024年3月21日-2025年3月20日

[3] 从2023年财政预算平衡水平来看，沙特为85.8美元/桶，阿联酋为56美元/桶，科威特为64.8美元/桶。

[4] 2021年4月，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批准了新发展模式(“The New Development Model”，NDM)规划，其中概述的改革优先领域包括扩大社会安全网、改革国有企业部门和改善教育上，旨在解决发展中的一些关键结构性制约因素，到2035年将人均GDP翻倍。实现该目标需要在未来13年内，年均实际GDP增速达到7%。

[5] 2023年7月1日-202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