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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从自由之邦到战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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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从自由之邦到战乱之地

1980年春天，一位任职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分校的利比里亚裔人类学家，本杰明·G. 丹尼斯（Benjamin G. Dennis）在时任利比里亚总统威廉·R. 托尔伯特（William R. Tolbert）的邀请之下，正准备回到故土为国效力时，两个电话打碎了他的报国梦。第一个电话里传来了美裔利比里亚（Americo-Liberian）总统托尔伯特被非裔利比里亚人（African-Liberian）暗杀的消息。第二个电话告诉他，非裔利比里亚士兵处死了13名美裔利比里亚前政府部长，其中包括丹尼斯的三位亲属。1980年的这场利比里亚政变推翻了美裔利比里亚人长达133年的统治，然而，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带来长治久安，接二连三的冲突和战争给这个以自由为名（利比里亚来源于拉丁文“liber”自由一词）建立的国家带来了无尽的战火。

利比里亚上世纪的动荡背后看似只是族群纷争，实际上，利比里亚作为美国殖民运动的产物，其历史进程与美国的内政外交息息相关。本文将围绕利比里亚与美国的历史渊源，探究利比里亚何以从所谓的自由之邦沦为战乱之地。

一、利比里亚：美国殖民运动的产物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威胁着国家安全，奴隶起义频发，自由黑人日益增多，外部势力煽动美国奴隶暴乱的风险性加强，这些因素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如何处理境内的黑人。随着美国殖民协会的建立以及美国各州在西非海岸的殖民活动，美国的自由黑人被送往“谷物海岸”梅苏拉多角（Cape Mesurado），利比里亚由此诞生。

1.美国遣返黑人的背景

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启以来，殖民地的奴隶起义一直不断，19世纪的海地革命更是引发了美洲黑奴的反抗热潮。美洲的许多黑奴都是从西非俘虏而来，普遍认为400年间大概有1000万至1500万奴隶从西非运往美洲，而加纳学者阿考苏阿·A. 蓬比（Akosua A. Perbi）则认为该数据出于政治原因有所低估。在美国，1800年左右奴隶数量增长速度加快。人口普查报告显示，1790年美国奴隶人口约为69万人，1800年增加至超过88万人，到1810年，这一数字达到113万。弗吉尼亚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等南部州是美国奴隶最为集中的地区。此时，海地革命掀起了西半球奴隶起义的浪潮。1800年，黑奴、混血人种以及受压迫的白人在弗吉尼亚发起了起义——被美国当局称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未遂叛乱“加布里埃尔阴谋”（Gabriel Conspiracy）。虽然起义失败，但时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注意到黑人对于统治阶级的威胁，他认为可以将黑人运送到北美的圣多明各和南美地区，并指出如果无法在这些理想的地方实施计划，“非洲毫无疑问将是我们最后的选择”。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美国部分地区（特别是工业较为发达的北方）兴起了禁止蓄奴和废奴运动，大批自由黑人不断涌现。1800年前后，美国约有20万自由黑人，占全国黑人的十分之一。彼时，美国统治阶级对自由黑人有着种族主义偏见，将自由黑人视为对社会的威胁。由于自由黑人找不到工作，无以为生，游荡或行乞于街头，白人称他们为“流行的瘟疫”。参议院享利•克莱（Henry Clay）曾在1816年12月的一次讨论遣返黑人的会议上说，“自由黑人是有害无益的居民”，“他们永远不能同这个国家的自由白人融合在一起。所以既为他们着想，同时也为国内其他居民着想，需要考虑把他们统统送出去”。

与此同时，美国的外敌试图利用美国内部的种族主义矛盾挑起战乱。在对外扩张中，美国曾与许多外国势力发生冲突。除了正式宣战的战争外，美国在1787年至1829年间还进行了23场未宣战的对外战争。“任何与美国交战的外国势力都知道煽动美国奴隶起义的优势”， 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便采用了这一策略。而在1812年战争中，英国再次考虑了“登陆墨西哥湾沿岸，鼓励印第安人和奴隶武装起义”的策略。在内外交困的情境下，美国南北方都意识到大量黑人的威胁。

基于上述因素，美国的统治阶级认为亟需处理境内的黑人问题，包括利比里亚在内的西非地区也就进入了美国的视野。

2.美国殖民协会的建立及其在西非的殖民活动

1816年，美国有色自由人种殖民协会（Society for the Colonization of Free People of Color of America），俗称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ACS）在华盛顿成立。协会声称，“将在征得他们（有色人种）同意的情况下，在我国、非洲和国会认为适宜有色人群居住的地方对后者实行殖民化管理”。有关美国殖民协会的性质存在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被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部和宗教界人士等广泛采用，即美国殖民协会富有慈善和人道主义性质，它支持获得自由的黑人重返家乡；另一种说法则指出，美国白人和政府合作发起了这项议程，主要希望解决自由黑人的问题，减少奴隶起义的风险并确保奴隶制的安全；第三种说法则称，美国殖民协会旨在配合废奴进程，转移所有北美大陆的黑人，重点关注的是那些获得解放的黑人；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通过殖民协会可以在非洲实现领土扩张，建立军舰港口等基地。由于美国各方不同利益的交织，有关美国殖民协会的建立存在不同的说法，但综合上述可知，美国殖民协会建立的核心动机并非是慈善与自由，而是美国白人和政府密切合作以寻求安置国内自由黑人群体的方法。

美国殖民协会在西非寻找合适的殖民地时，由于多次同当地酋长协商无果，最终通过军事手段强占了“谷物海岸”梅苏拉多角，也就是后来以自由命名的利比里亚。最初，在1817年时，美国殖民协会曾派遣两位代表前往塞拉利昂的歇尔布罗岛（Sherbro Island）考察。后来在1820年时，协会的三位白人代表带领第一批遣返的88名自由黑人乘坐“伊丽莎白”号到达歇尔布罗岛时，当地酋长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美国殖民协会的第一次西非殖民活动就此宣告失败。1821年3月，新一批黑人乘坐“鹦鹉螺”号抵达西非大陆，但因当地酋长不愿出售土地而再次遣返失败。最终，在1821年12月，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和殖民协会再次派出了包括一名海军上尉在内的五位代表运送33名自由黑人前往梅苏拉多角。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当地酋长以总价不超过300美元的物资，被迫出售了一块“价值100万美元”、有着“直布罗陀海峡和好望角之间最好的港口”和“为船只供水的绝佳场所”的广阔土地。由于不满殖民者（包括美国殖民协会代表和黑人定居者）的侵犯和统治，当地几个族群联合起来开展武装斗争，然而殖民者在武器方面拥有技术优势，当地人民节节败退。后来，美国甚至派驻海军在非洲西海岸巡逻，以防范当地人民的武装起义以及欧洲国家的侵犯。除了美国殖民者与当地人民的矛盾外，黑人定居者与美国殖民协会代表也产生了权力纠纷，最终美国殖民协会赋予了黑人定居者一定的政治权力。

3.自由之邦的建立及独立

1824年2月，美国殖民协会将梅苏拉多角命名为利比里亚（Liberia），该词源于拉丁文“liber”一词，意为自由；首都则命名为蒙罗维亚（Monrovia），以纪念当时大力支持殖民运动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美国殖民协会开始以镇压奴隶贸易为幌子进行扩张，各州的殖民协会也相继到利比里亚建立殖民区。1834年，美国马里兰州殖民协会以1200美元的物资买下了帕尔马斯角（Cape Palmas，今位于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交界处），并将其命名利比里亚马里兰（Maryland in Liberia）。同年，宾夕法尼亚青年殖民协会和纽约市殖民协会在蒙罗维亚的东部建立了巴萨湾殖民地（Bassa Cove）。此后，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亚州等纷纷建立自己的殖民协会，并在利比里亚建立了殖民区。1839年4月1日，除马里兰殖民地外，所有的殖民地联合成立以蒙罗维亚为中心的利比里亚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Liberia），统一由美国殖民协会管辖。

后来，美国殖民协会发生财政危机，无力负担利比里亚联邦的经费，黑人定居者与美国殖民协会权力斗争不断，加之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政府的压力，利比里亚联邦于1847年7月26日宣布独立，成立了利比里亚共和国。共和国启用了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利比里亚共和国宪法，其国旗和国体也都效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比利时等相继承认了利比里亚的主权，而美国由于南方奴隶主的反对，直到南北战争爆发时期，林肯政府才承认利比里亚共和国的主权。

二、族群裂痕：美裔利比里亚人与非裔利比里亚人

20世纪末爆发的利比里亚内战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因素，这其中，美裔利比里亚人和非裔利比里亚人的矛盾、非裔利比里亚人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发社会冲突，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族群矛盾，为内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1.美裔利比里亚人与非裔利比里亚人的矛盾

从19世纪20年代美国殖民协会运送黑人至利比里亚起，美裔利比里亚人不仅在语言、着装、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区别于非裔利比里亚人，还在军事、政治、法律、种植园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占有优势。在美国各州相继在利比里亚地区建立独立的殖民区后，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美裔利比里亚人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防御本土族群的反抗，于是在1839年成立了利比里亚联邦，并且使用大炮和枪支等现代武器镇压非裔利比里亚人起义。1915年，美国政府不仅为殖民区提供了军事武器，还派遣了军事顾问，以镇压当地克鲁人（Kru）的起义。

传统意义上，在利比里亚，“有部落背景的人”（a man of tribal backgroud）一词适用于两类人：第一类是非裔利比里亚妇女和美裔利比里亚男子的孩子。他们通常生活在蒙罗维亚“正统”的男方家庭中，从小讲英语，在美裔利比里亚文化中长大，因此被认为是美裔利比里亚人。利比里亚的政府高官几乎都是美裔利比里亚人；第二类则是父母都是非裔利比里亚人的孩子，他们在部落环境中长大，与美裔利比里亚人没有联系。这类人群极少在政府系统中担任高级职位。从这两种称谓相同但社会地位相去甚远的人群可以看出，美裔利比里亚人和非裔利比里亚人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在19世纪后半期，占人口3%至5%的美裔利比里亚人控制着整个国家，他们占领了沿海地带，并以间接统治的模式在内陆腹地严格管控非裔利比里亚人。利比里亚中央政府任命地区官员，酋长们在总统的允许下担任一定职位并拥有管理地方日常事务的权力。美裔利比里亚人除在税收、土地所有权、人口流动、婚姻、法律管辖权、教育权和医疗权等制定了专门针对非裔利比里亚人的管理条例外，还强制非裔利比里亚男子为种植园和其他建设项目提供无偿或有偿劳动。此外，1944年之前，利比里亚三个腹地省份（大多数居民为非裔利比里亚人）在立法机构中没有代表，即便某一族群通过支付100美元获得议会参会资格，但仍然没有投票权。即便是1944年以后选举制度有所改革，各省可以选出六名众议院议员，然而经济人类学家乔治·道尔顿（George Dalton）指出，这可能仅仅在表面上改善了利比里亚的形象，非裔利比里亚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一直没有改变。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的权力缺失深化了非裔利比里亚人和美裔利比里亚人的矛盾，利比里亚多次爆发非裔族群起义事件。

2.非裔利比里亚人内部族群的矛盾

面对美裔利比里亚人和非裔利比里亚人的矛盾，1944年新上任的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杜伯曼（William Tubman）曾试图推行同化本土族群的“统一政策”（Unification Policy），然而这一政策实质分化了本土族群——部分积极响应政府立场的族群成为本土特权族群，如瓦伊人（Vai），另一部分对政策反应消极的族群则被边缘化，如克鲁人（Kru）和格雷博人（Grebo），最终使得利比里亚的社会矛盾从原本的二元化“美裔利比里亚人-非裔利比里亚人”结构转变为三元化的“美裔利比里亚人-特权非裔利比里亚人-边缘化非裔利比里亚人”结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内部族群矛盾和国际石油危机的双重压力，利比里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粮食危机，甚至引发了反对党“利比里亚进步联盟”（Liberia Progressive Alliance，PAL）的暴动。1980年，克兰人（Krahn）萨穆埃尔·多伊（Samuel Doe）发动政变，推翻了美裔利比里亚人一百多年的统治，组织建立了救民会（People's Redemption Council， PRC）。虽然多伊在执政前两年提倡美裔利比里亚人和非裔利比里亚人的和解，然而，出于巩固政治地位的需要，多伊逐渐转向族群中心主义，开始在政治和军事系统中重用克兰人，损害了其他族群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深化了本土族群之间的矛盾。托马斯·魁万帕（Thomas Quiwonkpa） 在宁巴州（Nimba County）的军事政变加剧了克兰人和支持多伊政权的曼丁哥人（Mandingo）与吉奥人（Gio）和马诺人（Mano）之间的矛盾，此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组织的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National Patriotic Front of Liberia，NPFL）趁机吸收了大量吉奥人和马诺人，与以克兰人为主导的多伊政权展开斗争，利比里亚内战就此爆发。

三、无处不在的美国：以利比里亚的内部纷争为例

利比里亚是美国军事干预他国时间最长的国家。贫困、阶级分化、族群矛盾和社会不平等不稳定因素使得利比里亚的执政者与外国势力密切合作。在1980年至2003年期间，美国干预了利比里亚的多起内部纷争，对利比里亚的政权更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1980年政变与托尔伯特

首先，1980年利比里亚的军事政变被认为是美国暗中推波助澜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托尔伯特政府意识到美国对利比里亚的政策不但不利于国家发展，反而使利比里亚对美国的军事保护和财政援助产生依赖。加之受到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等非洲领导人的泛非主义思想的影响，托尔伯特政府逐渐同苏联、中国、几内亚、利比亚和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对此，美国政府暗中支持利比里亚进步联盟煽动了“粮米暴乱”（Rice Riot），并利用新闻媒体将托尔伯特政权的应对举措描述为残酷的镇压。一些利比里亚政府官员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了利比里亚的社会组织制造对托尔伯特政府的不利言论。粮米暴乱发生大概六个月后，一份白宫机密备忘录称，“蒙罗维亚的骚乱严重震动了利比里亚的政治体系，民众的不满以及政府改革时的弱点造成了严重影响，托尔伯特不可能活到1983年任期结束”。

1980年，托尔伯特被以多伊为首的救民会谋杀，13名主要政府官员被公开处决。多伊声称，面对极其腐败的托尔伯特政府，他自身的政治立场使他决定策划这场政变。不久后，美国政府声明支持这场政变，并将向救民会提供一切必要支持。美国临时代办朱利叶斯·沃克（Julius Walker）指出，“多伊很害怕。他并没有真正期望自己会到现在的位置，他担心来自四面八方的力量会攻击他，他希望美国给予他强有力的支持。”

2.多伊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崩溃

之后，美国在多伊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崩溃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多伊执政前期，美国政府提供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多重援助。多伊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难以理解利比里亚的形势，因此美国政府参与甚至部分主导了多伊政权的政府组建和法令颁布，并向利比里亚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负责非洲事务的国务卿助理赫尔曼·科恩（Herman Cohen）直言，这种援助的目的在于保护美国的利益，“冷战使我们倾向于支持多伊政权，双方能够彼此互惠”。利比里亚为美国在非洲的军事活动中提供了海港和机场，从而可以将美国的物资运送到非洲其他地区。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政府削减了对利比里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派遣美国专家介入利比里亚的财政活动。这激发了利比里亚国内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浪潮，利美关系相对恶化。利比里亚甚至威胁要破坏美国进入利比里亚战略设施的通道，特别是罗伯茨国际机场——美国每月在该机场使用12架航班来支持在非活动。因此，科恩称，美国将反多伊分子的出现视为解脱。后来，美国政府希望支持查尔斯·泰勒和利比里亚爱国阵线推翻多伊政权。最终，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Monitoring Group，ECOMOG）和美国政府的协助下，多伊被独立利比里亚爱国阵线（Independent National Patriotic Front of Liberia，INPFL，从利比里亚爱国阵线中脱离出的团体）抓获。

3.利比里亚内战

利比里亚内战的进程十分复杂。1989年12月，查尔斯·泰勒带领利比里亚爱国阵线在宁巴州与多伊政权展开斗争，利比里亚内战就此爆发，此后多个政治派系与武装势力被卷入其中。内战初期，众多反政府武装势力推翻了多伊政府，而在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双方初步达成和平协议时，泰勒领导的利比里亚爱国阵线又与其他武装势力发生了激烈冲突。直到泰勒在1997年当选总统时，利比里亚境内的军事冲突才有所缓和，然而国内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由于泰勒的独裁统治和对西非地区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和利比里亚反政府武装共同向泰勒施压，2003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也声明称泰勒必须下台，最终泰勒于同年被迫辞职。这场耗时13年的战争，摧毁了利比里亚80%的房屋；直接造成25万人死亡，占利比里亚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100万难民流离失所，涌入邻国避难。此外，这场战争对利比里亚的教育和医疗产生严重影响，儿童士兵和族群矛盾也成为更加棘手的社会问题，还危害了西非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研究美国对非军事干预的学者尼尔斯·哈恩（Niels Hahn）认为，利比里亚内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内战，它实际是一场发生在利比里亚土地上的国际战争。从1990年到2003年，利比里亚的战争牵涉超过15个国家，包括英国、布基纳法索、法国、几内亚、加纳、科特迪瓦、利比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美国等。其中，美国的身影一直出现在利比里亚内战的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指挥下，利比里亚邻国的军队被派往利比里亚作战，利比里亚国内许多民间团体被组织起来参加非常规战争。随着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爆发战争，西非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复杂。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逐渐增加，2003年下半年，联合国在美国的指挥下对利比里亚实行了军事干预，到2004年年中，利比里亚实质已由美国管理，利比里亚的武装部队在美国国防部的监督下被解散和重建，政府行政部门也有美国批准的外国专家参与工作。哈恩认为，这种形式的干预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会导致新的武装冲突和区域恐怖主义。

四、小结

正如利比里亚裔人类学家丹尼斯所言，利比里亚的故事始于美国的故事。利比里亚与美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但是他们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有着广泛的联系。利比里亚是美国殖民运动的产物，这一过程交织着美国白人与美国自由黑人的矛盾、美裔利比里亚人与非裔利比里亚人的矛盾以及利比里亚本土族群内部的矛盾。在过去的200多年里，美国在利比里亚的各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利比里亚内战，作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非洲最严重的冲突之一，与美国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层面的外来介入息息相关。

数年来，战火纷飞的利比里亚牵动着世界人民的心。2011年，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莉夫 (Ellen Johnson-Sirleaf)，利比里亚“和平斗士”莱伊曼•古博薇（Leymah Gbowee）以及也门记者兼妇女权益活动家塔瓦库•卡曼（Tawakkul Karman）共获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显示出全球对于利比里亚和平进程的关注。或许，就像本土媒体《利比里亚观察》（Liberian Observer）呼吁的那样——美国无法保护利比里亚免受动荡，只有利比里亚人民可以。期待在利比里亚人民的团结和努力下，这片土地能够开出永不凋零的和平之花。

资料来源:（滑动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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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非新闻

加纳

加纳总统要求美国和西欧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向相关国家作出赔偿

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Akufo-Addo）指出，欧洲和美国应该承认，它们所享有的巨大财富是从跨大西洋贩卖奴隶和数百年殖民剥削中获得的。他说，“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这些恐怖，但这种补偿将表明，有人犯下了罪恶，数百万非洲劳动力被迫到美洲和加勒比工作，而他们的劳动得不到任何补偿”，“也许我们还应该承认，对那些几个世纪以来自然资源被掠夺、国民被当作交易商品的国家来说，建立一个自信和繁荣的社会并非易事”。阿库福-阿多强调，现在是重视赔偿问题的时候了，他指出“就算现在的几代人没有参与奴隶贸易，但许多参与国的经济与这项不人道的贸易有很深的联系”。盎格鲁阿散蒂黄金公司（Anglogold Ashanti）已授权加纳于11月在阿克拉就这一问题举行全球会议。

——编译自9月20日 African Business

利比里亚

美国宣布对破坏利比里亚民主的人士实行签证限制，本土媒体表示不满

利比里亚于10月10日正式举行大选，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9月27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相关规定，美国将对破坏利比里亚民主的人士实行签证限制，这项政策将在利比里亚大选之前生效。《利比里亚观察》（Liberian Observer）对此解读道，鉴于利比里亚团结党（Unity Party）质疑现任总统同时也是此次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乔治·维阿（George Weah）及其联盟操控选举，美国此举似乎意在指向乔治·维阿。《利比里亚观察》回顾了美国介入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退位的历史，指出，在西非局势动荡不安的当下，不能再由美国干预利比里亚的民主进程。“美国与利比里亚的紧密联系使得利比里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美国无法保护利比里亚，只有利比里亚人民可以”。该媒体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签证限制政策会影响那些希望在利比里亚政府任职的人正常履责，谁能够担任公职这件事，必须由利比里亚人自己决定。

——编译自9月29日 Liberian Observer

埃塞俄比亚

美国国际开发署部分恢复对埃塞俄比亚境内难民的粮食援助

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在暂停五个月援助后决定部分恢复对埃塞俄比亚境内难民的粮食援助。据悉，埃塞俄比亚收容了近10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其中大部分来自邻国。此前，由于提格雷地区的人道主义粮食援助被“大量转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于5月首次暂停了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称，此次的最新决定是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具体执行方改革了粮食援助机制后做出的。改革后，运送、存储和分发食品的责任将从埃塞俄比亚政府转移至援助机构。然而，此次恢复的粮食援助并不面向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埃塞俄比亚人。

——编译自10月6日Ethiopian Monitor

南非

南非能源部长表示，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阻碍了南非经济发展

南非能源部长格韦德·曼塔西（Gwede Mantashe）表示，美国资助的反对石油勘探的非政府组织正在阻碍南非经济发展，其中许多组织由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乔治·索罗斯基金会（George Soros Foundation）资助。曼塔西在开普敦举行的石油会议上说：“气候变化标准由发达国家制定，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将环境保护作为武器，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非洲领导人们也曾指出，当非洲国家需要开发自然资源时，排放量最大的富裕国家正在制定脱碳议程。

随着邻国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石油和天然气已成功开发，南非的资源开发陷入了法律泥潭。环保组织通过法律行动阻止了壳牌和其他公司在南非水域的碳氢化合物勘探活动。道达尔能源也决定在西海岸寻找相关资源。反对南非某些化石燃料项目的非政府组织绿色联盟（The Green Connection）表示，“南非的宪法允许民间活动家发声”。对此，曼塔西态度强硬，“我们不会躲着非政府组织，如果他们诉诸法庭，我们将直面这一切，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而放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