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非洲部分地区很早就出现了繁荣而具自身特色的城市，但大部分我们现在所知的城市是在殖民扩张和统治的框架下出现并发展。在历史遗产厚重、现实能力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在处理城市发展问题时仍是在迷茫和反复中

●独立后城市发展的背景与基本情况

●独立后城市发展的问题与应对

●结语

尽管非洲部分地区很早就出现了繁荣而具自身特色的城市，但大部分我们现在所知的城市是在殖民扩张和统治的框架下出现并发展。殖民时期的城市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继续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一方面保持了殖民时代的内涵和色彩，另一方面又不断接受独立非洲国家发展探索的洗礼，仍在挑战与机遇中前行。

⬆ 拉各斯夜景

独立后城市发展的背景与基本情况

在北非、东北非、东非沿海、西非，城市在较早时期就已出现。从迦太基到亚历山大里亚，从阿杜利斯到阿克苏姆，从基尔瓦到蒙巴萨，从杰内、廷巴克图到卡诺、伊巴丹，它们曾令古代的旅行者和商人惊叹，也让近代自诩文明发达的欧洲殖民者觉得“不可思议”。

大致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沿海渗透并逐渐立足，它们的一些据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城市。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在殖民统治建立后，一批城市因矿业、种植业、港口和铁路建设、移民安置、殖民管理等需要而建立并得到快速发展。然而，殖民框架下的城市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排斥、打压和贬低非洲人，在规划上也没有充分地考虑非洲人的存在和需求，非洲人被认为只属于农村或者保留地，达不到城市文明所需的标准，即便身在城市，也只能栖身仆人小屋、矿场宿舍或者棚户区。然而，非洲人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并发展起各具特色的乡村传统与城市现代元素相结合的文化。

“二战”后，非洲城市快速发展势头一直持续，独立临近时更是如此。独立进程本身和独立初期的形势和政策也使城市发展在短时间内出现剧烈变迁。在一些地区，独立导致了较大规模殖民行政单位的分拆，相关城市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达喀尔和布拉柴维尔原本是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首府，它们的重要性因独立而降低。在另一些地区，由于新生国家需要新都，一些城市如博茨瓦纳的哈博罗内、卢旺达的基加利和毛里塔尼亚的努瓦克肖特随之诞生。还有一些国家，因为新愿景的需要而在国家的地理中心创造新都，由此出现了像尼日利亚的阿布贾、坦桑尼亚的多多马和马拉维的利隆圭这样的新城。

在独立后的发展中，首都的重要性在政府的重视和投入下日益突出，这反映了政府作为收入和机会供给者的重要性，政府雇员的存在也吸引了各类服务和商业活动的集聚。在这些首都城市，被认为是现代文明代表的物质存在逐渐增加并铺开，高等教育机构、医疗卫生设施、发展组织总部、体育馆和国际级酒店等建筑成为最显著的标志物。阿比让因科特迪瓦经济一度发达而出现了很多高楼建筑，内罗毕、哈拉雷、拉各斯等城市也一度热衷于通过宏大威严的政府建筑和代表豪富的设施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就城市发展来说，独立最大的功绩是消除了基于种族的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在有的国家并不突出。在西非的大部分国家，城市中的殖民者群体并没有立即消失。但在一些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浸润深刻的地区，非洲人对城市中非非洲人群体的排斥却来得快而猛烈。桑给巴尔发生了激进的着眼于社会平衡的城市变革活动，马普托和罗安达则经历了明显的殖民者和移民流出。

当殖民者在城市中的地位遭受冲击时，非洲人进入城市的浪潮在逐渐掀起。城市中旧的限制框架在放松，乡村里的非洲人则正期望着逃离束缚他们的家长制和习俗，并把在城市中赚更多的钱当作自己的目标。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尽如非洲人之意。

⬆ 内罗毕基贝拉贫民窟鸟瞰

独立后城市发展的问题与应对

独立后，非洲国家一度对城市发展和扩大表示乐观，也愿意鼓励和支持乡村居民进入城市，认为这是民族独立的应有之义。应该说，在大陆的北端和南端，工业发展确实提供了相对较多的就业机会，这里的人们大量进城可能还算可以接受。但是，除这两个小块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却缺少吸纳不断涌入人口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的城市人口总体上已经扩展到了城市经济无法吸纳的程度，一个既不投入出口农作物生产也不去矿区干活而只愿意呆在城市里热闹的棚户区的群体开始形成，这对归根结底还是依赖国家的出口农作物和矿业生产的城市来说无疑不是好事。20世纪60—70年代，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采取了系统的清理城市自建棚屋、集中安置或者驱逐无业游民的行动，因为即便是经济比较活跃、能吸收较多劳动力的阿比让，也无法在住房供给方面满足需求。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非洲国家大都陷入危机。在独立前夕的美好梦想和独立之初的短暂繁荣的推动下，非洲国家政府曾期望发展城市经济，期望为政府公务员提供公共住房，期望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设施，一些城市甚至期望能与国际大都市比肩，但随着出口产品价格降低和债务快速增加，这些期望一一落空，城市发展的诸多问题则一下子暴露出来：没有像样的公共交通，水电供应不足，污水和垃圾处理不力，土地和住房政策混乱，就业机会缺乏，公共空间短缺，不受控制的定居点持续扩散，治安问题越来越严峻，与政治和社会关联的城市混乱风险也越来越突出。

此外，一些从乡村进入城市的非洲人，在城市无法提供充分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时可能会面临无法再回到乡村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矿业城市的矿工，他们从乡村出来，在可工作的年纪里是在公司提供的集体宿舍中生活，当年纪增长无法工作时，他们很难找到栖身之所，而回乡即便有可能，也往往会面临无法适应和缺少保障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尽可能留在城市，成为一个个不稳定的因子。对此，城市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尽管这并不只是城市的责任。

面对种种问题，非洲国家政府和城市管理者不能说束手无策，但也常常只能是要么疲于应付或者得过且过，要么时不时地来一场暴风骤雨似的整治运动，终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也有人提出了别样的思路。在一些人看来，非洲城市发展虽然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一些问题之成为问题，或是因为使用了殖民框架的评判标准，或是因为要迎合国际投资援助方的偏好。如果以适合非洲自身特点的标准来看，一些问题可能并不是问题。当事实证明按照非非洲的标准行事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更加突出时，一些人开始提出新的方案。

棚屋居住者、无正式职业妇女、尚不具备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寄生人群等不再被认为是城市良性发展的障碍，一部分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开始将他们看作城市由下而上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拉各斯、雅温得等城市的居民会自发组织起来，在建设基本生活福利设施、铺设街道、清理垃圾、建造安全门、定期进行大扫除、协作防范武装抢劫和地痞掠夺等方面开展工作。内罗毕被研究者称作“自助之城”（self-help city），一些贫穷的内罗毕居民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寄生人群，因为他们养活了自己，给家人带来了更好的生活，还提供城市不可或缺的服务甚至为他人创造工作机会，为城市经济做出了贡献。

结语

在历史遗产厚重、现实能力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在处理城市发展问题时仍是在迷茫和反复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既不能靠忽视去掩盖，也不能靠简单的强制去清除。非洲国家政府和具体的城市管理者当然要担起提供更多空间和机会的责任，但同时也要知晓自身在城市发展和治理方面的资源和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尊重城市居民自身的选择并对相关活动给予包容乃至鼓励和支持可能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