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我国在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梳理了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信贷和债券等投资和融资成果。同时，面对国外的碳排放转移质疑，本文提出了创新投融资方式组合、协同跨境投融资体系与人民币国际化、防范和管控跨境投融资风险等海外气候投融资试点机制，以开启“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新征程。

“一带一路”投融资发展成果

自2013年起，我国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和民生保障等领域已支持了一批“一带一路”重大项目陆续落地，为今后建立和完善“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一带一路”投资发展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改善来源国合法性，对我国企业投资绩效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尤其是基础设施行业企业、国有企业；另一方面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链条式路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可以通过学习效应、竞争效应和上下游效应三个途径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分工。

经过十年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于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较成熟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2023年10月，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21万亿美元，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其中，2023年1—7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53.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179.54亿元人民币，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同时，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312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4%。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中既有“小而精”的“菌草”、打井供水等提升民众幸福感的民生项目，也有中老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标志性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工程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支持。

除了对外直接投资，多边开发银行也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截至2023年6月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批准227个投资项目，共投资436亿美元，项目涉及能源、交通、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为共建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其目前主要的投资形式是主权担保贷款，约占其投资的80%以上，并且是各类投资中最安全的业务。亚洲开发银行选取了占亚洲主要人口的25个国家统计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缺口。据测算，2016—2030年全样本国家每年的基建资金需求约为1.211万亿美元，每年约产生0.33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占区域生产总值的1.7%。在此基础上，如果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资金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一般来说，资金缺口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具体到地区，太平洋地区调整后的资金缺口占GDP比重最高，为6.9%。

二、“一带一路”融资发展成果

为了弥补“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的缺口，我国于2014年12月设立了丝路基金，通过股权、债券、基金和贷款等多元化的方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金融合作。截至2023年6月底，丝路基金累计签约投资项目75个，有18个项目被纳入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2015年我国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23年9月，成员数量已达到109个，已批准了235个项目，累计批准融资总额超448亿美元，带动资本近1500亿美元。

同时，截至2023年6月末，13家中资银行在50个共建国家设立了145家一级机构，6家中资保险机构在8个共建国家设立了15家境外分支机构，持续优化和完善“一带一路”金融服务。

在债券融资方面，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逐步开放，债券在支持“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债券融资具有包容性强的特点，可以与其他融资方式进行叠加以增强融资产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同时，通过债券融资可以有效发挥金融治理的功能，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合作。人民币国际债券包括离岸人民币国际债券和在岸人民币国际债券，前者的代表即：香港点心债券；后者的代表即：人民币熊猫债券。

我国人民币熊猫债券起步于2015年，当年发行额便达到155亿元人民币。2023年，共有37家主体发行熊猫债，发行规模总计1544.7亿元。其中，发债主体主要集中在日常消费行业，占发行总额的比重最高，为30%；其次是工业和公用事业主，政府和超主权机构发行规模有所降低，仅占8.1%，并且在附评级发行的债券中，登记分布主要集中在AAA级，发行规模占比为37.2%，主体信用较好。

与此同时，随着2022年《中国绿色债券原则》和《“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的发布，绿色熊猫债券成为了熊猫债券的新方向。陕西建工“一带一路”可续期私募公司债券作为国内首单“一带一路”可续期私募公司债券于2022年12月在上交所成功发行，发行规模2亿美元，是中资企业“走出去”和“五通”建设的重要探索和实践。2023年，绿色、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发展表现挂勾（GSSS）债券中熊猫债发行规模高达217亿元，其中绿色熊猫债规模占比最高，为40.1%，其次是可持续发展熊猫债，规模占比为34.6%。2023年11月，中电国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三年期12亿元人民币熊猫债，此次发行是我国首支绿色“一带一路”熊猫债，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境外清洁能源项目，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

海外气候投融资试点机制展望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建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但是，国际上也有观点认为我国通过此举向他国进行碳排放转移，在给我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形成了污染天堂效应。因此，在“一带一路”提出十周年之际，有必要基于现有经验和成果就“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气候投融资试点机制进行展望，以更好地开启“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新征程。

由于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一带一路”投融资主要面临的是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同时，为了积极响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借鉴国内气候投融资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海外气候投融资试点，尝试探索差异化的气候投融资体制机制、服务方式和管理制度，以提升投融资效率。

具体的，可以选择实施意愿强、基础条件好、具有示范作用和典型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以强化金融支持为重点的气候投融资试点，以应对各自所面临的特定气候和资金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以此为依托，总结其中的共性问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推进。

一是，创新投融资方式组合机制。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创设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重点支持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等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行业。同时，其价格优势和“先贷后借”的机制，既降低了实体加权融资成本，又增强了资金直达实体的有效性。那么，碳减排支持工具范围扩容至共建“一带一路”相关行业，将为海外气候投融资试点提供新的策略。

同时，贷款、基金和债券等不同的融资方式具有各自的特点。将贷款、基金和债券进行不同层次的组合以适应项目周期和资金规模的要求。一方面，不同融资方式的多层次组合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可以同时满足项目在资本金和债务资金的需求，以更好地优化融资结构，降低项目债务比率；另一方面，贷款、基金和债券等多种融资工具的组合可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方便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参与“一带一路”，并共享发展成果。

二是，协同跨境投融资体系与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投融资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带一路”跨境投融资项目的实施需要人民币的支持，同时，“一带一路”投融资项目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契机。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融资活动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实践和举措。跨境投融资体系可以完善人民币回流渠道，改善人民币产品的投资保值职能，使一国货币实现投资职能向储备职能的转变，同时还将为境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提供缓冲地带，缓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

三是，防范和管控跨境投融资风险。“一带一路”跨境投融资风险除了传统的违约风险、市场风险等金融风险，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也不容忽视。“一带一路”地缘关系复杂，不同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跨境投融资实施过程中如果没有充分考虑此类因素，不仅会阻碍项目推进，而且还有可能延伸到信仰和国家等层面的纠纷和争端。因此，可以借鉴OECD国家风险分析的组织架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跨境投融资风险监测中心，全方位监测和预警跨境投融资风险，以加强投融资风险防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