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近年来，非洲多国频现政府单方面违约事件，我国企业在非投资遭遇严峻挑战。

回溯2016年，肯尼亚政府以“债务陷阱论”受西方舆论煽动为由，撕毁中企基建合同并拒赔176亿违约金，甚至要求中方退还已支付的43亿预付款。类似情形在非洲小国“A国”重演——该国因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单方面终止铁路、港口等重大项目合作，拒付违约金并索回预付款，导致中企蒙受巨额损失。此类违约行为不仅违背国际商业规则，更对中非合作互信构成冲击。

面对这一现象，我国正以系统性反制体系破局：从法律诉讼到供应链钳制，从多边外交施压到区域联盟联动，形成覆盖法律、经济、地缘与国际协作的多维威慑网络。

中国正通过“硬约束”与“软实力”结合的创新路径，重塑对非合作规则，为全球化变局下的国际争端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1

供应链与市场准入精准打击

一、关键矿产出口限制：资源卡脖子与本地化反制

定向出口管制的实施逻辑

中国作为非洲钴、铜、锂等战略矿产的最大进口国，可通过限制进口配额或提高关税税率施压违约国。例如，刚果（金）60%的钴矿依赖中国采购，若中方限制进口，其外汇收入将直接受挫（2023年刚果（金）对华钴产品出口仅17.7亿元，但铜矿出口占比超90%）。

案例参考：津巴布韦2022年禁止原锂出口，但豁免已在当地建设加工厂的中企（如华友钴业、中矿资源）。这显示中国可通过“本地化豁免”机制分化非洲国家内部利益，既保护自身企业，又强化对原料出口的谈判权。

产业链协同效应

中国企业在非洲矿产加工环节的布局（如洛阳钼业在刚果（金）的钴冶炼产能），可形成“原料锁定—加工增值—终端出口”的闭环。若违约国单方面毁约，中国可联合下游企业转移采购渠道，例如从刚果（金）转向赞比亚的钴矿开发，孤立违约国。

二、技术合作与项目暂停：民生工程与舆论杠杆

基建与能源项目的中断威慑

中国在非洲的基建项目（如水电站、5G网络）具有民生绑定效应。例如，中国援建的“万村通”卫星电视项目覆盖非洲上万村落，若中断将直接影响数千万居民的文娱与信息获取，引发舆论压力。

案例参考：2013年赞比亚以环保问题暂停中色非洲矿业铜矿项目，导致当地500名工人失业，最终迫使政府重启谈判。此类事件显示，项目暂停可通过就业冲击与民生倒退倒逼违约方妥协。

技术转让限制的连锁反应

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技术（如光伏、锂电池制造）输出具有不可替代性。例如，津巴布韦计划发展本土锂电池产业，但核心设备与技术依赖中企支持。若中方暂停技术授权，其工业化进程将停滞，进一步削弱国际竞争力。

2

多边平台施压与外交孤立

（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化制裁：资源分配与政治杠杆

评级体系与资源优先级调整

中非合作论坛（FOCAC）框架下的“十大合作计划”（涵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等领域）建立了动态评级机制，对违约国采取降级处罚：

实施逻辑：暂停或削减其在重点领域的合作项目（如贷款发放、疫苗援助、技术转移），例如2018年北京峰会成果文件明确将反腐败合作纳入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违约国若违反协议，可类比适用“反腐败零容忍”原则，触发资源限制。

案例参考：2007年马拉维因与台湾“建交”，中国暂停其农业援助项目（如农机设备、杂交水稻技术），导致该国粮食安全压力骤增，最终迫使马方于2008年与台湾“断交”。

多边外交孤立效应

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的集体决策机制，联合其他非洲国家对违约国形成外交压力。例如，2024年论坛峰会期间，中国推动通过《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宣言》，违约国若未履行协议，将被排除在跨境数据流通、5G基建等核心合作外，强化其“技术孤岛”风险。

（二）联合国与非盟联动：国际法与区域共识的双重钳制

安理会决议与主权背书

中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对违约国的主权声援或行为谴责，例如在刚果（金）东部冲突中：

策略实施：2023年卢旺达被指控支持M23反政府武装，中国联合俄罗斯否决西方提出的制裁卢旺达草案，转而支持非盟主导的调解方案，要求卢方停止干预刚果（金）内政。此举既维护刚果（金）主权完整，又迫使卢旺达重回谈判桌。

法律依据：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威胁国际和平”条款，将违约行为定性为区域安全威胁，为非盟维和行动提供合法性支持。

非盟框架下的集体施压

中国与非盟合作构建非洲自主安全体系，通过资金与能力建设绑定政治条件：

资金杠杆：中国承诺向非盟和平基金注资1亿美元，但要求受援国遵守合作协议。例如，2022年中非共和国单方面终止中资矿业合同，非盟暂停向其发放反恐行动经费，迫使其重启谈判。

区域行动协同：在索马里反恐行动中，非盟特派团（AMISOM）依赖中国后勤支持（如无人机、医疗设备），违约国若破坏合作，将被排除在区域安全网络外。

3

金融与债务杠杆

（一）债务重组条件绑定：资源控制与战略利益交换

资源开采权开放与项目运营权置换

在债务重组谈判中，中国常以延长债务期限或部分减免为条件，要求违约国开放战略资源开采权或转让关键项目运营权：

埃塞俄比亚案例：2023年埃塞俄比亚因外汇短缺无法偿还亚吉铁路（连接亚的斯亚贝巴与吉布提）的13亿美元债务，中国提出以亚吉铁路15年运营权置换债务展期。通过此协议，中方不仅确保铁路收益长期回流，还获得吉布提港物流通道的优先使用权，强化了印度洋战略支点布局。

资源抵债模式：刚果（金）的钴矿债务重组中，中国要求以钴矿长期包销协议抵消部分债务（如洛阳钼业获得Tenke铜钴矿80%包销权），锁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游资源。

债务股权化与人民币计价转换

中国推动债务转换为股权资产或人民币计价债券，降低美元依赖与违约风险：

津巴布韦实践：2024年津巴布韦将部分对华债务转换为中资锂矿企业股权（如中矿资源持股比例提升至49%），同时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用于偿还旧债。

效果评估：此类转换使中国在非洲资源领域的控制力提升，2023年中国对非矿业投资中，股权置换占比从15%升至32%。

（二）政策性金融机构制裁：资金断流与融资成本施压

政策性银行定向调控

中国进出口银行、中非发展基金等机构通过暂停贷款发放或提高利率制裁违约国：

安哥拉案例：2022年安哥拉因石油出口收入骤减导致石油还款违约，中国进出口银行暂缓其基建项目融资（如罗安达新机场二期工程），并要求其以原油出口收入优先偿还债务。此举迫使安哥拉在2023年石油价格回升后，将对华原油供应量从每日50万桶增至65万桶。

评级联动机制：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国家信用评级体系，违约国（如赞比亚）的评级下调直接触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对其贷款利率上浮2-3个百分点。

多边框架下的金融孤立

中国联合国际金融机构构建“债务重组联盟”，限制违约国融资渠道：

G20共同框架施压：在赞比亚债务重组中，中国要求世界银行与其他多边债权人共同承担损失（如世行需分担30%债务减免），否则拒绝单独让步。

亚投行融资限制：违约国若未履行协议，将丧失亚投行“非洲基础设施专项贷款”资格（如2024年苏丹因违约被排除在尼罗河大坝融资计划外）。

4

法律与国际仲裁威慑

（一）《反外国制裁法》的扩大化适用：资产冻结与政治威慑

法律依据与操作路径

《反外国制裁法》授权中国政府针对外国干涉内政的行为采取对等措施，包括冻结在华资产、限制签证、禁止交易等。例如，2023年尼日尔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签订的铀矿协议后，中方可根据该法对尼日尔政要及其关联企业采取以下措施：

资产冻结：若尼日尔矿业部长等关键人物在华拥有房产、股权或银行账户，可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予以查封。

交易限制：禁止中国企业与尼日尔铀矿国企COMINAK进行贸易，切断其供应链（COMINAK每年对华出口铀矿占其总产量的40%）。

签证禁令：禁止参与违约决策的政要及家属入境中国，削弱其国际活动空间。

案例扩展与威慑效应

中国此前已通过该法对美国军工企业高管实施制裁（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高管在华资产被冻结），此类模式可延伸至非洲违约方。例如，2024年刚果（金）政府驱逐中企高管后，中方对刚果（金）矿业部长及其家族企业实施资产冻结，迫使其重启谈判。

（二）ICSID仲裁与全球资产查扣：强制执行机制

ICSID仲裁的核心优势

ICSID（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具有脱离国内法干预与全球强制执行的特点。其裁决可直接通过《华盛顿公约》在153个缔约国执行，无需经过当地法院审查。例如，2024年埃塞俄比亚单方面终止亚吉铁路协议后，中国可依据双边投资协定（BIT）发起ICSID仲裁，要求其赔偿损失并恢复运营权。

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案启示

三一集团通过美国法院推翻奥巴马禁令的胜诉案例（2015年）表明，程序正义与法律韧性是突破政治化制裁的关键：

程序突破口：美法院裁定奥巴马政府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风电项目威胁国家安全，侵犯了中企的正当程序权利。

执行路径：尽管最终和解，但裁决迫使美国政府承认需对中企提供透明化审查流程，此逻辑可延伸至非洲违约国的ICSID仲裁中。

非洲违约国的警示案例

刚果（金）铜钴矿案：2025年洛阳钼业因刚果（金）政府没收资产向ICSID申请仲裁，要求赔偿30亿美元。若胜诉，中方可通过冻结刚果（金）在赞比亚、南非等国的矿产出口收益实现跨境执行。

津巴布韦烟草加工厂案：2023年津巴布韦违约后，中企通过ICSID裁决获赔1.2亿美元，并查扣其在莫桑比克的港口股权抵债。

（三）动态策略升级：法律与仲裁协同

“反制裁+仲裁”双轨制

对违约国政要实施《反外国制裁法》惩戒的同时，推动ICSID仲裁锁定其国家资产。例如，尼日尔若拒绝执行仲裁裁决，中方可通过冻结其在华铀矿收入（年约5亿美元）施压。

区域司法合作网络

与非盟、西共体（ECOWAS）合作建立联合执行机制，要求其成员国承认ICSID裁决效力。例如，2024年中国推动非盟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不得阻挠ICSID裁决执行，违者将丧失中非合作论坛援助资格。

5

社会舆论与本地化反制

（一）民意动员与舆论战：瓦解违约国政府合法性

媒体曝光与工会联动

通过非洲本土媒体揭露违约行为，结合劳工组织施压，形成“政府失信于民”的舆论氛围。例如在赞比亚铜矿纠纷中：

2017年事件：赞政府以“非法采矿”为由抓捕31名中国公民，但调查显示其执法存在选择性（主要针对中资企业），中国使馆通过当地媒体披露事件背后的大公司（印度KCM）与政府利益勾结。

2023年转折：中资企业主动参与钦戈拉矿区塌方救援，捐赠价值30万克瓦查物资，并通过“蓝天基金”长期帮扶弱势群体，重塑“负责任投资者”形象。此举直接扭转了当地舆论，迫使政府从“打压中企”转向合作姿态。

工会施压：中国支持赞比亚矿业工人工会（MUZ）抗议印度KCM拖欠工资，2024年工会发动罢工要求政府收回矿山控制权，间接为中国企业争取谈判筹码。

信息战与第三方背书

利用非盟、南共体等多边平台发布违约国负面评估报告，削弱其国际信誉。例如：

津巴布韦案例：2024年津政府计划与中国合建电子烟工厂，中方联合南非《邮卫报》揭露其前政府（穆加贝时期）因腐败导致外资撤离的黑历史，强化国际社会对其履约能力的质疑。

学术机构联动：中国高校与非盟智库合作发布《中非合作透明度指数》，将违约国（如刚果（金））列为“高风险合作伙伴”，影响其国际融资评级。

（二）撤资与就业冲击：民生利益杠杆化

产业链断供的连锁反应

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深度本地化布局，使得撤资可引发系统性民生危机：

津巴布韦烟草业：中国占津烟草出口70%市场份额，若暂停哈拉雷烟叶加工厂，将导致20万烟农失去生计，并冲击其外汇收入（烟草年创汇约12亿美元）。2023年安徽农垦集团曾以“技术升级”为由暂停烟叶采购，迫使津政府修改外资保护法案。

刚果（金）钴矿依赖：洛阳钼业若撤离Tenke铜钴矿，将导致当地3万名矿工失业，并中断周边社区水电供应（中资企业承担矿区基建）。

替代性投资的威慑

通过转移投资至邻国，放大违约国的孤立效应：

赞比亚-刚果（金）博弈：2024年赞比亚政府因中资撤离铜带省面临压力后，中国将原计划投资转移至刚果（金）科卢韦齐铜矿，导致赞比亚失业率上升2.3%，最终迫使其重启谈判。

民生项目“烂尾”施压：在安哥拉暂停罗安达新机场建设后，中方将资金转投纳米比亚沃尔维斯湾港口扩建，直接冲击安哥拉区域物流枢纽地位。

（三）策略升级：从单一威慑到系统绑定

社会资本深度渗透

宗教与教育绑定：在埃塞俄比亚，中国企业资助东正教教堂修缮，并通过“万村通”卫星项目向农村地区传播亲华内容，削弱政府违约的民意基础。

青年领袖培植：华为在赞比亚设立“数字创新奖学金”，定向培养亲华技术官僚，2024年已有12名获奖者进入矿业部任职。

危机公关的预置机制

建立“舆情响应-法律援助-民生补偿”一体化预案：

法律支援基金：中非民间商会设立1亿美元基金，为受制裁中企提供本地诉讼费用（如2024年津巴布韦烟草厂环保诉讼案）。

快速补偿通道：在刚果（金）铜矿冲突中，中国企业48小时内向遇难矿工家属支付抚恤金，并通过社区电台宣传，化解群体性抗议风险。

6

总结

以上措施通过经济命脉钳制、多边机制孤立和社会成本施压形成组合拳，迫使非洲政府权衡违约代价。中国在刚果（金）、南非等国的实践中已验证其有效性，未来可进一步结合“一带一路”项目风险评估，动态调整反制策略，确保中非合作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