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欲加大补贴以“摆脱”供应链对外依赖

日前，日本政府发布第76份《贸易白皮书》，在这份每年例行发布的白皮书中，下面这段话倍受关注：“在对全球分裂的担忧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需要重建自由、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秩序……摆脱供应链的对外依赖成为‘重中之重’”。

白皮书利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分析了日本供应链对中国高度依赖的现状：日本有1406种商品自中国的进口额占比超过50%，约占日本所有进口商品种类（约4300种）的1/3。而为了摆脱部分商品的高进口依赖度，日本政府正在基于《经济安全保障促进法》加大对“特定重要商品”在日本国内生产以及设备投资的补贴力度。

关于HHI指数——从数据看日本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日本政府在最新发布的2024年版《贸易白皮书》中称，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尤其是中美竞争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分裂，对某些国家高度依赖的风险日益突出，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担忧也在不断增强。对日本而言，高集中度一方面体现了日本与某些国家经济联系的强度，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过度依赖导致的供应链风险。因此，分散进口来源至关重要。

报告以2022年日本海关编码6位码（HS6）商品的进口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七国集团（G7）、美国、德国和日本对特定国家的进口依赖度，并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作为表示集中度的指标，以掌握每个HS 6位码商品的进口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度。如果某类商品完全依赖于某个特定国家，则HHI为100；如果HHI高于50，意味着该类商品自一个国家的进口份额超过一半；如果HHI低于25，就意味着该类商品没有一个国家的进口份额超过一半，且至少有四个进口来源地。

白皮书使用2022年的贸易统计数据，以在日本、美国、德国等G7成员国实际交易过的约4300种商品作为统计对象。结果显示：

◆从G7整体来看，HHI超过50的商品种类占全部商品的5%，即这些商品在G7整体进口中一定会有一个份额超过50%的国家。从国家的角度看，德国约有10%的商品种类的HHI超过50，美国约有20%，但日本高达40%。另一方面，在G7中，约3/4的商品种类的HHI低于25。从国家来看，德国约有60%的商品种类的HHI低于25，美国约有40%，而日本仅20%左右。这表明，与美国和德国相比，日本进口来源地较为分散的商品种类很少。

◆从进口超过50%集中于某些国家的商品种类以及具体国家来看，G7整体对中国的依赖较为突出，有361种商品自中国进口额占比超过50%；接下来依次是美国（50种）、德国（42种）、加拿大（28种）和印度（28种）。美国方面，对中国依赖的商品种类多达（567种），接下来依次是加拿大（299种）、墨西哥（151种）、德国（122种）和印度（97种）。德国方面，同样对中国依赖的商品种类最多（221种），接下来依次是荷兰（149种）、意大利（92种）、比利时（87种）和瑞士（79种）。日本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多达1406种，约是美国的2.5倍、德国的6.4倍；接下来依次是美国（252种）、韩国（151种）、德国（122种）和意大利（84种）。

◆从进口依赖度高的具体商品的HS2位码来看，G7整体方面，有机化学品（HS29）HHI超过50的商品种类最多，为30种；接下来依次是木材和木制品，17种；钟表，15种；无机化学品、稀有金属、稀土等，12种；机械器具及其零件，12种。美国也是有机化学品的进口依赖最为严重，有91种；接下来依次是木材及木制品，57种；无机化学品、稀有金属、稀土等，53种；电气机械等，48种。德国同样是有机化学品进口依赖最为严重，有86种；接下来依次是机械器具及其零件，53种；无机化学品、稀有金属、稀土等，28种；木材及木制品，22种。与G7整体、美国和德国不同的是，日本的机械器具及其零件的进口依赖最为严重，多达148种；接下来依次是有机化学品，141种；无机化学品、稀有金属、稀土等，86种；电气机械等，79种。此外，日本和美国在钢铁（HS72）领域对某些国家的进口依赖度也有增加的趋势。

白皮书强调，总体来看，与G7整体和美国、德国相比，日本对特定国家的进口依赖倾向更为明显，而从进口份额超过50%的商品种类的进口来源国家（地区）看，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德国，甚至G7，中国都是最多的。从具体商品来看，除了有机化学品、机械类、稀有金属和稀土外，日本在电气设备和钢铁领域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升。而且，与美国和德国相比，日本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相对更高。

日本政府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从笔记本电脑、洗衣机等家电产品来看，自中国进口额约占日本相关商品进口总额的90%以上，进口依赖度极高；作为化肥主要成分之一的磷也大部分依赖中国的供应。基于上述现状，针对关键矿产、半导体、化肥等依赖程度较高的“重要商品”，日本政府根据《经济安全保障促进法》已将12类商品指定为“特定重要商品”，以实现这些商品的“稳定供应”为目标，为在日本国内生产设备的投资和储备等提供政府补贴。

《经济安全保障促进法》的第一大支柱就是“增强供应链韧性”

为减少供应链对外高度依赖，自2023年以来，日本政府已提供了大量“补贴”。

2022年5月，日本政府正式发布《经济安全保障促进法》，该法案涵盖四大支柱：（1）增强供应链韧性；（2）加强核心基础设施审查；（3）官民合作强化尖端以及关键技术研发；（4）敏感专利非公开化。在该法案共7章99条的内容中，第6条至第48条均为“增强供应链韧性”的相关内容，即“第二章 确保特定重要商品的稳定供应”。单从篇幅来看，43条的内容占该法案的近一半，凸显出日本政府对于供应链的重视程度。根据该法，所谓“特定重要商品”，指的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以及对国民生活和经济活动具有广泛依赖性的商品，当这些商品存在过度依赖外部供应或过度依赖外部资源的风险时，为防止相关商品由于外部采取的行动导致供应中断而发生损害国家、国民安全的事态发生，日本政府将其划定为“特定重要商品”并确保这些商品的持续稳定供应。而“增强供应链韧性”的相关举措也是四大支柱之中日本政府最先付诸实施的。日本政府明确，加快实施目的是“降低对特定国家的过度依赖，建设下一代半导体开发和制造基地，确保稀土等重要商品的稳定供应，并强化政策性金融的功能。”

日本政府就“增强供应链韧性”发布的相关措施的进展情况：

◆2022年9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确保特定重要商品稳定供应的基本方针”。

◆2022年1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指定11类 “特定重要商品”，分别是：抗生素类药物、化肥、半导体、电池、永磁体、关键矿产、机床及工业机器人、飞机零部件、云程序、天然气、船舶相关设备。

◆2024年1月30日，追加“特定重要商品”：高端电子元器件（电容器和滤波器）以及在“关键矿产”中增加“铀”。

日本政府明确，为“增强供应链韧性”，日本“商品主管大臣”根据“确保特定重要商品稳定供应的基本方针”，对“确保稳定供应计划”进行认证，通过独立行政机构对经认证的企业提供政府补贴。补贴的财政来源包括：10358亿日元（2022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9172亿日元（2023财年补充预算）、2300亿日元（2024财年预算），合计已达到2183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此外，在计划认证要求中增加了对日本具有优势的特定重要商品及其零部件/原材料采取防止技术泄露的相关措施。

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已认证通过了88个“确保稳定供应计划”，政府最高补贴额合计达到9557.7亿日元（部分计划未公布政府最高补贴额），约占预算总额的44%。包括：半导体（18个）、电池（15个）、云程序（11个）、船舶相关设备（11个）、飞机零部件（10个）、化肥（10个）、机床及工业机器人（5个）、永磁体（3个）、关键矿产（2个）、抗生素类药物（2个）、液化天然气（1个）。高端电子元器件目前还没有任何项目获得认证。

在上述项目中，从商品种类来看，合计补贴额最高的是半导体，目前日本政府的合计最高补贴已达到3746.6亿日元，约占已公布项目补贴总额的39.2%；其次是电池，合计最高补贴额约3116亿日元，占比32.6%；位列第三位的是云程序，合计约1326.3亿日元，占比13.9%。而从单个项目计划的补贴额来看，高居首位的是2023年12月8日认定的由罗姆股份有限公司、Rapidus半导体公司、东芝电子元件及存储有限公司以及加贺东芝电子有限公司提交的有关“传统半导体（SiC功率半导体和Si功率半导体）、半导体器件（SiC晶圆）的产能增加计划”。日本政府为这一项目计划提供的补贴高达1294亿日元，仅这1个项目就占半导体共计18个项目计划补贴总额的34.5%，占日本政府迄今88个项目计划补贴总额的13.5%。

需特别关注的两点

一是供应链调查，二是日美“补贴共同规则”

日本政府基于《经济安全保障促进法》发布的关于“确保特定重要商品稳定供应的基本方针”中称，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供应链变得日趋复杂。为了确保重要商品的稳定供应，需要从把控整体供应链的角度出发，确定存在哪些风险。具体而言，将由“商品主管大臣”负责整理和分析官方统计数据、行业统计数据以及来自商品主管部门的已知信息，进行“供应链调查”，从而推动（1）整个供应链运营的可视化，（2）把握和分析风险（供应的现状、重要零部件的对外依赖度、主要的供应方等），以及（3）找出问题并制定应对之策。而在最新发布的文件中，日本政府称，将视情况将供应链调查中所获取的信息用于今后包括反倾销调查在内的贸易救济调查。尤其是，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与欧美等积极适用贸易救济制度的发达经济体不同，日本是一个消极适用贸易救济制度的国家，日本政府极少使用贸易救济措施这一贸易政策工具对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主要是日本的贸易救济制度缺乏国内法律传统根基，关于不正当竞争方面的传统法律也缺少与贸易救济相关的规定。不仅是日本政府，日本企业对于贸易救济措施持有消极的态度。但日本政府上述有关“将供应链调查信息用于贸易救济调查”的说法，是否意味着今后将加大对贸易救济政策工具的使用？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此外，日本媒体2024年4月曾报道称，日美两国政府将就半导体、电池和永磁体等“重要商品”制定补贴共同规则，加快摆脱对华依赖。报道称，日本政府认为，通过与美国、欧洲等同盟国家的政策协调来制定国际规则，有助于强化包括“重要商品”在内的供应链以及经济安全，此举也是为了避免日美欧以与中国的“去风险”（De-risking）为名、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情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4年4月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曾发表日美首脑“共同声明”，按照此前日本媒体的报道，上述有关“补贴共同规则”的内容将写入“共同声明”，但事实上最终发布的版本中并未列入，迄今也未再释出相关信息。但至少在半导体领域，包括经济产业大臣在内的日本高官已多次表示，希望推动与美国和欧盟建立“共同补贴标准”，构建供应和采购机制，强化供应链合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日本在补贴规则方面的最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