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际上各种技术标准存在差异，中国标准未获国际认可，给中国承包商海外施工带来不便

1.技术标准在国际工程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决定了工程材料的选购、施工方案的确定、验收标准以及工程造价等。

目前，中国企业采用的是国标（GB）或中国标准，其他国家除了自己国家的规范外，有的使用美标、英标、欧标、南非标准，甚至有的规定采用上述两种以上的规范。因此，在施工过程中要结合工程的要求和现场条件严格把握技术标准的适用性。比如：东南亚某国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规定其电站锅炉的现场传接检验必须遵循美国的ASME标准,但中方公司在投标阶段未提出偏差、在执行阶段又忽略此要求，自行决定在检测中应用中国标准，被业主发现后勒令停工整改，最终导致中国承包商工期违约并遭受罚款。这个案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承建方与业主之间就技术标准的差异缺少沟通，承建方一意孤行，最终导致违约。与之相反，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则是承包商就技术标准差异与业主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沟通：东南亚某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招标书中提出保温绝热技术规范按澳大利亚标准执行，但中方公司对此规范不熟悉，因此一面请求业主同意采用中国相关规范，一面抓紧组织技术人员查阅澳标。最终业主在谈判中仍然坚持使用澳标，而且中方公司经过研究发现澳标较中国标准的具体差异十分有限，对成本和工期影响很小。最终业主和中方公司决定仍在该项目使用澳标，解决了预计的技术标准差异问题。

2.工程设备和材料标准往往与技术标准相配套，由于中国标准并未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

实际上，我国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已经能够满足美标和欧标的要求，只是缺少一份美标和欧标的认证证书，而国内的这种经认可的认证机构非常有限。比如，在中东某国轻轨项目中，业主请英国的设计单位按欧洲标准设计，因此订购了大批欧洲的控制设备，其价格大大地超出了原合同的预算，导致承包商成本大增。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引入中国标准，原材料和设备成本都会大幅下降，可以进一步提升盈利空间。

七、工程承包项目一般都是室外或野外作业，如果对东道国地理环境信息掌握不全，或遭遇不可抗力的环境灾害，更易引发自然环境风险

常见的自然环境风险有:地质结构复杂、地震、台风、泥石流、山体滑坡、高温、强降雨等，这些环境风险有的是由于对东道国的地理环境信息不够了解，导致对施工难度预估不足或施工方案与现场条件不匹配，有的是难以预计的具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工程承包项目如果遭遇自然环境风险，可能会导致施工条件发生变化、工期延长、工程费用增加、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等。

1.地质复杂

中国某工程公司作为EPC总承包商，承建印尼某电站项目。虽然在前期勘察过程中发现项目临海地区存在发生海啸、地震烈度偏高等风险，但在施工过程中又发现大量液化土层，需要增加碎石桩作为地基处理的辅助设施，由于前期桩型分析资料不全面，延误了预先计划的施工进度。

2.多雨

中国某建工集团承建老挝万象通芒钟盐矿工程，该钟盐项目所在地万象，地处老挝中部，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分雨季和旱季。项目矿区内施工区域温度较为恒定，但湿度相对较高，在雨季的时候由于雨量过大，易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同时长期的阴雨天气影响室外建设项目正常施工，导致矿区工地积水过多，迫使工程停工，影响工期。而旱季的时候因为缺水，也会拖延工期。

3.高温

在G公司承包中东某国轻轨项目时，由于该项目施工地段处于温度很高的特大风沙区，夏季最高温度在70 度左右，缺水情况比较严重，大幅提高了工程管理的难度，工期一度出现阶段性延误。

4.飓风灾害

2007年，某中国企业承建某中东国家首都的污水管网收集工程，遭遇特大飓风灾害，工程项目现场遭遇洪水，主要设备被淹，材料被海水冲走，现场损失惨重。施工方及时要求业主依据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查工程损失程度、制定修复的范围和程度，并确认补偿承包商修复损失所发生的费用。但业主和工程师否认飓风事件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控制性，拒绝补偿要求。为了维护自己权利，承包方根据合同相关条款向业主宣布“合同落空”，通过当地法院起诉业主违约。后经多方沟通，双方启动争端裁决委员会程序，最终承包商获得合理补偿。此案例说明，承包商在经受自然环境风险后，要依据合同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该由业主承担的赔偿或损失，必须要全力追偿，尽量减少自身损失。

八、社会文化风险

社会文化风险主要指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运营过程中，由于承包商所在国与项目所在国之间存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务惯例等方面的差异，从而给项目运营带来一些不确定影响。比如，在国外施工需要雇佣大量的当地工人，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工作习惯的差异，影响到了工作效率，给工程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国内很常见的三班倒赶工的工作方式，在国外基本不可能实现。

1.宗教因素

以中东某国轻轨项目为例，轻轨有一段要在麦加城内施工，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对于非穆斯林人是关闭的，业主并不会因为中东某国轻轨项目而破例。G公司不得已委托劳务公司在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招募上千名穆斯林农民工送到麦加工地。上千名穆斯林工人的宗教习俗、生活和工作习惯极大提高了工程管理的难度，而且中东某国当地缺乏专业的穆斯林工程师，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工程延期和人力支出成本攀升，加剧了项目的亏损。

2.中国企业不尊重当地居民的利益，引发冲突

在非洲某国，一家中国公司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料场用地时，挖过地界30多米，与村民发生冲突，200多名村民手持步枪、冲锋枪和棍棒，与中国员工发生了暴力冲突，将中方人员追赶到营地围困起来，最终造成十几名中国员工受伤。

九、在一些治安形势严峻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时常发生针对中国或其他外国企业的犯罪活动，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目前，非洲是中国海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但非洲国家的治安形势总体上不容乐观，不管是在经济发达的南非，还是持续动荡的北非地区，都时常发生针对中国企业或华人的犯罪行为。以中非合作的典范——安哥拉为例，自2015年10月以来，连续发生多起针对中国工人的绑架、抢劫事件，造成了多人伤亡和一定的财产损失。这仅仅是一个国家近期发生的案件，如果放眼非洲，肯定还有更多的类似案件。

总结此类治安案件频发的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这些治安犯罪事件主要发生在警察力量薄弱的郊区，城市治安状况相对较好，但是很多施工项目都集中在郊区或者野外，因此，很容易成为作案目标；第二，受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类似安哥拉这种资源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失业率上升，导致治安状况有所恶化；第三，中国海外企业安保工作滞后，首先，中国领保力量严重不足，在海外，中国一个领保人员需要负责20万人次的领保工作，而美国是1:5000，所以急需非政府机构提供安保服务予以填补，但中国安保市场发展缓慢，不能满足企业的相关需求。其次，国内法律规定，中国公民不能携带武器出境，而且在许多国家，外国安保公司持枪也需要当地政府审批，因此，中国安保在国外不能持枪，只能雇佣西方或者当地安保公司，可是，西方安保公司费用高昂，一般企业承受不起，而当地安保不负责任，一旦发生危险难以依赖。

(篇幅所限,有所删改)

编者按 | 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在投资机遇不断显现的同时，风险也如影随形，因此，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需要加强对东道国风险的研判。为了深刻理解中国工程承包企业的海外运营风险，本文选取其行业特征作为切入点，结合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真实风险案例，对各类风险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iCover矢志不渝，初心不改，正在路上！

在中国海外投资活动中，工程承包建设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营业规模快速增长，基本稳居全球第一位。2015年，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业务完成营业额1540.7亿美元，同比增长8.2%， 新签合同额2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5%，带动设备材料出口161.3亿美元。 在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整体实力也得到大幅提升。在美国《工程新闻纪录》评选的2014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名录中，中国内地企业上榜65家，占企业总数的26%，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从2013年的第9位上升至第5位，上榜企业共实现海外营业收入897亿美元，同比增长13.5%，营业总额占全球海外市场的17.2%。另外，上榜企业的业务范围已从最初的土建施工拓展至工程总承包、项目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管理等高附加值领域。

展望未来，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在投资机遇不断显现的同时，风险也如影随形，因此，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需要加强对东道国风险的研判。目前，对于归属不同行业的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所面临风险的研究，国内一般习惯于采用自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方法，即由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汇率、法律、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安全等基本的宏观风险要素出发，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分析风险的产生过程， 以及风险对微观企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在这种研究体系中，往往缺少中观行业的研究视角。但是，在企业经营层面，同一风险要素作用于从事不同行业的企业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过程，而这些区别正是基于不同的行业特征。比如，与制造业、能源矿产、零售业等行业的投资相比，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建设周期长，这无疑会增加项目运营过程中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工程承包项目合同管理难度大，更易遭受合同风险等等。

因此，为了深刻理解中国工程承包企业的海外运营风险，本文选取其行业特征作为切入点，结合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真实风险案例，对各类风险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

一、许多工程承包项目具有政府背景或由国际援建，鲜明的政治色彩使其容易遭受一些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政治或经济风险的冲击

目前，中国海外企业承建的项目主要涉及房建、水电、道路、机场、通讯等多个行业。这些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往往由政府部门组织建设或由国际社会援建，具有鲜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因此，一旦东道国发生政治动荡、出现政权更迭或者经济形势恶化等风险事件，这些标志性的政府项目极易受到风险的冲击。而且，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其中，亚洲约占中国对外承包总额的45%，非洲占35%，拉美占10%，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风险要相对高于发达国家。总的来看，这种工程承包市场区域性分布的特点与工程承包项目具有政府背景的行业特征相结合，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风险。

1.政治动荡：东南亚某国军事政变，新政府否定前政府签订的合同

国内A公司曾经承揽东南亚某国房屋建设工程，该项目是政府为解决该国低收入国民的住房问题而实施的一项政府计划，按照合同规定，承包商必须先向业主支付履约保函，其金额为合同价的10%到15%。然而，在中国公司将几千万履约保函发到业主方面账户之后不久，该国就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对前政府签订的合同一概不承认，原先的民生工程也未能幸免。后来，A公司通过外交途径，历经数番周折，才追回履约保函。这个案例中A公司在外交部门的协助下最终追回了履约保函，但这只是极少数情况，而且发生在经济和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国家，如果发生在非洲地区，追回损失的可能性极小。

2.恐怖主义风险：恐怖分子袭击西方援建项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示威

国内B公司分别于2003年9月和10月中标中亚某国北部和东部地区两个设计施工总承包公路修复项目，合同价总计5300万美元，合4.38亿人民币，业主分别为世界银行和欧盟。项目中标后， 2003年11月下旬，B集团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陆续抵达该国，2004年4月开始施工，2004年6月10日深夜北部项目工地遭受恐怖袭击，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这个案例中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人员的重大伤亡。此次恐怖袭击由东道国恐怖组织实施。当时该国正临近大选，国内安全形势日益紧张，而且中国企业承建的两个项目由代表西方势力的世界银行和欧盟援建，因此，成为恐怖组织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炫耀实力、破坏该国重建进程的重要袭击目标。不过，事后B集团积极采取措施，经过与业主艰苦细致的谈判，业主同意对两个项目部增加375名武装警察，并负担253万美元的安全设施费用，北部项目工期延长三个月，最终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3.政府违约风险：西亚某国长期处于政局混乱和经济萧条的状态，使得政府财政实力单薄，履约能力严重不足

政府违约风险属于政府行为，一般归类为政治风险，但是排除政权更迭、政府换届、双边关系恶化等政治因素引发的新政权或新政府恶意违约，许多政府违约行为可能主要与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欠佳高度相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违约也同时具备经济风险的内涵。目前，中国的海外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发展中或不发达地区，这些区域内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实力相对落后，一旦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政府信用很难保证，违约的不确定较高。

以西亚某国为例。2006年，国内C集团以比当地竞争对手低1亿元人民币的出价，中标了该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工程，业主为民航气象局，工程中标价为1.15亿美元。该项目于2006年4月1日开工，原计划到2008年9月30日完工。然而，施工过程中，业主从未按施工进度拨款。C集团认为业主是政府部门不会违约，坚持继续施工。当主体结构基本建造完成，装修材料及配套建筑材料大批从国内发货运往该国后，对方仍不按期付款，甚至将中国公司3000万美元的履约保函全部扣除，而业主总共只拨付了几百万美元的工程款，最后中国政府出面交涉也无济于事，对方甚至拿出合同对我方进行索赔。2014年，C集团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申请仲裁，指控被申请人非洲某国政府违反1998年中国与也门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强制剥夺即征收了申请人在也门的合同与资产，但估计很难利用仲裁渠道挽回损失。

长期以来，该西亚国家内有政党纷争、部落势力割据，外有经济制裁和恐怖分子的渗透，国家政治生态混乱，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在此情况下，政府的财政实力单薄，基本靠外部援助维持，因此，履约能力严重不足。这个案例中，中国企业遭受的损失主要包括：一是应收账款损失，有前期施工垫款、履约保函；二是固定资产损失，建成后的地面建筑不能转移，后期资产处置只能由东道国政府决定。

总之，上述三种类型的案例中，前两个案例是政治风险的直接冲击，第三个的案例是由政治风险影响政府的治理能力，导致经济形势恶化，进而传导至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经济风险的冲击更为直接。此外，中国企业遭遇的墨西哥高铁事件以及与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的高铁项目争夺，其中都掺杂着一定的政治因素，委内瑞拉高铁项目烂尾则是由东道国经济危机造成的。以上案例充分说明从竞标到施工，具有政治色彩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都易受到政治或经济风险事件的冲击。